孔子仕鲁“堕三都”的故事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李木生 人气: 发布时间:2017-12-26
摘要:孔子仕鲁期间,要说他最为重大、也最能体现他的政治理想与人生追求的行动,当是“堕三都”。

堕三都

  孔子仕鲁期间,要说他最为重大、也最能体现他的政治理想与人生追求的行动,当是“堕三都”。

  三都即实际控制着鲁国政权的“三桓”各自割据领地的城堡。前面已经提到,“三桓”是当年鲁桓公三个儿子的后裔,其中孟孙氏为司空,叔孙氏为司马,季孙氏为司徒,是为鲁国三卿,分享着鲁国政权。其中又以季孙氏势力最大,掌握着鲁国国政。这“三都”有季孙氏费邑领地城堡,叔孙氏郈邑领地城堡,孟孙氏成邑领地城堡,其中又以季孙氏费邑领地城堡最大最坚固。

  这三大领地城堡,都曾经是鲁国“三桓”向鲁国国君闹独立、争权力、搞割据的据点和资本,当然也是他们明目张胆搞分裂的证据,也反映着春秋末期列国的基本状况。

  到了孔子仕鲁的时候,“三都”发生了复杂的变化。曾经是“三桓”向鲁君索要或夺取权力与土地的三大城堡,又成为“三桓”的家臣向三桓闹独立的据点与资本,并一度给“三桓”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当时的“三桓”全都住在鲁国国都曲阜,这三大城堡实际上全被他们的家臣所盘据,有地有兵有粮。家臣利用所控制的这三大城堡,不仅一次次地侵犯欺凌自己的主人“三桓”,甚而至于越过“三桓”而直接干预甚至操纵鲁国国政,也就是为孔子痛心疾首的“陪臣执国命”的状态。如鲁昭公十四年,季孙氏的家臣以费邑领地城堡反叛季孙氏;鲁定公五年,阳虎利用领地城堡囚禁季桓子,定公八年又挟汶阳之田叛鲁奔齐;定公十年,侯犯又以郈邑领地城堡反叛等。可说是家臣们以领地城堡屡屡闹独立、搞反叛的行动,已经严重地威胁着“三桓”、尤其是季孙氏、叔孙氏的集团利益,甚至已经成为他们寝食难安的一块心病。

  面对当时鲁国定公虚位无权、“三桓”擅权(特别是季氏)、“三桓”之家又是家臣垄断的混乱局面,孔子审时度势,认为正是他实现政治理想与人生追求的难逢的好时机。用雄心勃勃来形容当时孔子的心情一点也不为过。我们不妨来体会一下孔子心中的治国平天下的蓝图——

  加强鲁国公室、在当时当然就是加强鲁定公的实际统治权力,削弱、抑制“三桓”、特别是季氏的领地与权力的扩张,贬斥、剥夺“三桓”家臣膨胀的私欲,从而使鲁国君臣父子按周礼及贵族等级制,各复其位、各守其职,用仁政德治将鲁国治理得国富民安。至此,也仅是孔子蓝图的一半、甚至还不是最为重要的一半。他更要以鲁国为基础、为蓝本,扩大影响,最终达到尊天子、服诸侯、以仁政德治统一天下的大同世界。

  孔子这次“堕三都”的主张与计划,核心的东西是剥夺季孙氏以及孟孙氏、叔孙氏所获得的非法政权,并以此重归于鲁国国君。

  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虽然有着极大的风险甚至危险,但是孔子经过仔细地分析“三桓”的具体情况,他也从中看到了成功的可能。首先要考虑实际掌管着鲁国国政的季孙氏的态度与支持的可能性。经过了昭公时家臣南蒯的反叛、定公时家臣阳虎的屡屡作恶,全都是以费邑领地城堡为据点为后盾为资本。虽然阳虎之乱已经平息,他也出奔已经三年,但是与阳虎曾经有过勾结的公山不狃(就是那个曾经召请孔子前去帮忙的人),现今仍然占着费宰的位置,并凭借着费邑领地城堡使季孙氏有些无可奈何。而叔孙氏的郈邑领地城堡,在前一年就曾因为侯犯的叛乱而归齐,现在虽然齐国已经归还郈邑,却还空着邑宰的职位。孔子甚至分析得更为细致,他还看到了叔孙氏不仅有家臣叛于外,还有同父异母的儿子叛于内。这个同父异母的庶子叫叔孙辄,因与叔孙氏有矛盾,曾经借助阳虎的力量想夺取叔孙氏的权力。

  惟一不能确定的,是孟孙氏孟懿子的态度。他没有季孙氏与叔孙氏这样的外叛内乱、惶惶不可终日的忧患,他的家臣、也是守着成邑领地城堡的邑宰是公敛处父,对主人十分忠诚。但是孔子也认真分析了孟孙氏赞成“堕三都”的可能性,如孟懿子毕竟是自己的学生,应当更能从高层次领会老师的理想与追求。况且阳虎之乱的时候,阳虎曾经有过杀孟懿子而自代之的企图,不是也会给孟懿子敲响警钟了吗?

  同时,大哉的孔子想,我的那个最终以鲁国大治国富民安为基础、从而达到尊天子服诸侯统一天下的蓝图,不也是在为着你“三桓”子孙们最终的利益着想的吗?如果任其这种无礼无序的争斗战乱愈演愈烈,你“三桓”不是时刻都有被倾覆的危险吗?

  当然,智慧的孔子也知道他正处于一个最为有利的时刻,那就是夹谷会盟的胜利,已经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威望。而夹谷会盟之后,齐国所归还的汶阳之田,正是季孙氏的领地。这也就更加加重了鲁定公、尤其是季孙氏对于自己的信任与依重。

  终于,经过缜密思考与计划的孔子,于公元前四九八年(鲁定公十二年),大胆地向鲁定公与季孙氏提出了“堕三都”的行动计划:“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今三家(三桓)过制,请皆损之。”(《孔子家语·相鲁》)

  果然如孔子所料,这一计划迅速得到了鲁定公与“三桓”的赞成与响应。

  第一步就顺利地拆除了叔孙氏的郈邑领地城堡(今山东省东平县)。如前所述,从齐国归还不久的郈邑,还没有任命邑宰,只要得到叔孙氏的赞同,拆除起来当然也就十分顺当。

  第二步拆除季孙氏费邑领地城堡时(今山东省费县),却遇到了激烈的反抗。费邑宰公山不狃,当然知道“堕都”的厉害,而且是双重的厉害。一重是季孙氏肯定知道了自己的叛乱之意,一旦费邑领地城堡被堕被拆,自己也就失去了所有的自卫自保的屏障。另一重厉害当然来自孔子。他知道孔子“忠君尊王”的坚决,那年孔子的拒绝就曾让他领教过孔子的态度。如果不能抵抗住这双重的厉害,结果也许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公山不狃不遗余力地进行猛烈地反击,并趁鲁国国都曲阜空虚之时,率费人突袭曲阜。情急之下,鲁定公与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匆匆躲入季孙氏住宅。此时的孔子没有慌乱,人们似乎又见到了那个郰邑大夫叔梁纥的英勇的身姿。他迅即命令大夫申句须、乐颀率兵反击,并于姑蔑(今山东泗水县东)打败公山不狃。没有退路的公山不狃只好逃向齐国。随之,最大也最坚固的季孙氏费邑领地城堡,也被拆除。

  一切似乎都在向着成功的方向发展。

  但是,孔子在拆除孟孙氏成邑领地城堡的时候(今山东省宁阳县东北),却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个障碍,看似来自“三桓”之一的孟孙氏孟懿子,实则来自整个“三桓”。

  起因于孟孙氏家臣、成邑邑宰公敛处父对于孟懿子的忠诚和远见(孟孙氏一家利益的远见)。公敛处父将堕毁成邑领地城堡对于孟孙氏的不利看得清清亮亮。他紧急地对孟懿子说:“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左传·定公十二年》)公敛处父是个智慧的人,他看到了孔子“堕三都”的实质,并为孟孙氏孟懿子想好了计策:你不是孔子的学生吗?你又同意过“堕三都”的计划,总不能轮到自己就出尔反尔吧?那好,不要紧,你就装作不知道,我来抵抗好了。孟懿子不仅对于公敛处父的忠诚坚信不移,而且他还对于公敛处父的救命之恩永铭在心。那是在阳虎准备杀孟懿子以取代其位置的时候,是警觉的公敛处父发现了他的阴谋,并及时采取措施,才使孟懿子幸免于难。

  果然,孟懿子照计行事,表面没有任何反对堕城的表示,暗中却全力支持公敛处父的反抗。从夏天一直拖到冬天,成邑领地城堡安然无恙、毫发未损。眼看着“堕三都”的计划就要毁于一旦,着急并感到危险的鲁定公于这年的十二月,亲自出马带领军队围困成邑城堡。让孔子想不到的是,就连季孙氏、叔孙氏也采取了观望消极的态度。鲁定公的出马,终因“三桓”的消极而告失败。

  堕成失败,意味着孔子“堕三都”计划的失败。这对孔子仕鲁,几乎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孔子更从“三桓”的态度由积极转为消极,清楚地感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正是强大的、在鲁国当道也决定着自己政治前途的“三桓”,尤其是当政的季孙氏。

  不仅是公敛处父的想法与孟懿子的态度的改变,让季孙氏警醒过来。我想,“三桓”甚至会有过一起的沟通与商议。他们彻底明白过来,孔子的“堕三都”看似帮助他们削弱甚至是剪除家臣的力量与威胁,而实质却是最终削弱“三桓”强大鲁国公室。他们清楚地看到,这个在夹谷会盟中大智大勇的孔子,在“堕三都”的时候,已经成为他们的对立面、甚至将来还有可能成为水火不容的敌人。季孙氏当然还记得孔子的一系列对于自己不满的言论,最为大家传播的,当然是那句“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八佾其实是一种舞蹈,是当时的中央政府的周天子举行国家大典时,用作典礼开始时的礼乐,八佾便是八个人一排,共有八排,诸侯之邦只能用六佾,也就是六个人一排的舞蹈,大夫只能用四佾,即四人一排的舞蹈。对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我们一般的解释都是:假如这件事情我们都能忍耐下去,那么还有什么事不能忍耐他季氏去做呢?!而学者南怀谨先生则认为应当作如是解释:像这样的事情季家都忍心做了,还有什么事情他不忍心去做呢?言外之意是要告诉大家季家的野心大着呢,叛变、造反,取代鲁君甚至周天子,他是都敢于干的。

  仕鲁的孔子面临着不可回避的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主张(也即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屈从苟安;要么坚守自己的主张,辞职离鲁。

  孔子并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仕鲁不过四年的孔子,当然还记得自己与鲁国的主政者季孙氏的“密月期”,虽然短暂,却还是让人难忘的。“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公羊传·定公十二年》),不正是说的他们俩相互尊重对方的意见、有着很好的配合吗?

  心里装着天下的孔子,当然也有委曲求全的时候。身为大司寇,是与鲁国的世袭三卿同列为上卿的。但他心里明白,要想办成事情,必须要与掌握着鲁国实际大权的季孙氏搞好关系,他表面上是要向鲁定公负责,而实际上必须要向季孙氏负责。以“克已复礼”为已任,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孔子,却要向一个乱礼的权势者让步,这对孔子是十分痛苦的。但是孔子曾经掩起心上的痛苦,作出过让步。有一次,孔子去见季孙氏季桓子,或许是意见相左,或许是正好碰到季桓子不悦的时候,孔子想办的事情就没能办成。但是孔子没有赌气,紧接着又去登门求见。连自己的弟子都看不下去了,对老师表示不满。如弟子宰予不高兴地提意见说:“从前我曾听老师说过:‘王公不邀请我,我不去见他。’现在老师做了大司寇,日子不长,而委屈自己去求见季桓子的事已经发生多次了。难道不可以不去吗?”这个时候,内心痛苦的老师,不能不向自己的弟子剖白深藏于心的想法了。他说:“不错,我是讲过这样的话。但是鲁国‘以众相陵,以兵相暴’的不安定局面,由来已久,而负责当局不去治理,必将大乱。危乱的时局需要我负责办事,这岂不比任何邀请都更郑重和紧迫吗?”

  一个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天下人而将自己的利益甚至屈辱置之度外的孔子,就这样站在了我们的面前。

  如今,他又面临着一个更大的考验与一个更难的抉择。孔子会怎样办呢?

  如果按照我们当下的习惯,对于上级的指示或者意图,要么“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么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主动迎合上级的意图——不管如何,反正要将领导侍候得舒舒服服、高高兴兴,这样自己的仕途当然也就会一帆风顺,也就会各自获得相应的利益。

  本来孔子也有第二条道路可走,那就是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向鲁国当政者季孙氏妥协,或者干脆迎合季孙氏的意思。这样,孔子肯定会做稳了自己的高官,甚至说不定还真的能够“摄相事”,代理宰相的职务,“风光”无限。况且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为了求得财富,就是做市场上的守门卒都愿意——真是率真、性情、本色——何况是上卿之位?

  但是孔子就是孔子。支节问题上可以妥协的孔子,在关系着自己理想与追求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毫不退让,挺直了一米九一的身子,宁可不干这个官也不能在原则问题上向季孙氏为首的三桓妥协。

  季孙氏当然等待着孔子的妥协。他也需要孔子这块金字招牌为自己装扮门面,况且孔子处理国务的能力也是鲁国所需要的。只要孔子不再坚持削弱“三桓”而强公室的主意,其它都好商量。他等待着曾经屡次主动上门的孔子再次找上门来,那时,他会和颜悦色地与其话旧碰盏。

  但是孔子没有再去登门。

  我终于明白了孔子另外的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我的主张不能实行,那我就乘个筏子漂于海上好了,但是想让我同流合污绝对不行。还有,“饭疏食饮水,曲肱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正直、道义、原则),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都没什么,我照样乐在其中。但是违背原则与道义取来的富裕与尊贵,我却看得与浮云一样轻。再有,“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国家政治清明,做官领俸禄;国家政治黑暗,还去当官领俸禄,这就是耻辱。

  这就是孔子,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他真是为中国的官员做出了一个好的榜样,一个让人向而往之的榜样。我们应当常常想起他来,即使做不到他那样好,起码可以少一点钩心斗角,少一点卖官鬻爵,少一点厚颜无耻,少一点腐化堕落,少一点鱼肉百姓,少一点羊头狗肉,少一点自吹自擂,少一点对上的奴颜媚态和对下的专横跋扈。

  恰在这时,鲁国又发生了一件让孔子气愤不已的事。齐景公依大夫犁鉏的计策,挑选了八十个盛装美女,外加一百二十匹披挂彩衣的文马,送给鲁国国君。齐国的美女与文马到了鲁国国都曲阜城南门外,不敢贸然进城,而是先派人谒见季孙氏季桓子。季桓子心有所动,穿上老百姓的服装前去观看,看后又去汇报给鲁定公,鲁定公又以察看民情为借口前去观看,然后就全部收下。收下之后不要紧,鲁定公是“往观终日,怠于政事”,疏远孔子。季桓子也是“三日不听政”,连祭天这样的国事都不去参加。

  急性的子路忍不住了,对老师说:“我们还是离开鲁国吧。”早生退意的孔子似乎还对治理鲁国抱有着难以割舍的留恋,并对季孙氏存有着一丝幻想,希望他的悔悟,甚至重新出现“三月不违”的和谐局面。他在作着最后的等待,对子路说:再等等吧,鲁国就要举行郊祭了,如果季孙氏仍按礼将祭祀的烤肉(燔)送我一份,我们还是可以留下来的。

  但是,一心要让孔子离开的季孙氏,没有把他应得的一份烤肉送来。

  仕鲁已经四年的孔子终于弃官离鲁。

  这是在公元前四九七年(鲁定公十三年),孔子五十五岁。

  作者简介:

  李木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讲师团成员。写过300万字的散文与300多首诗,所写散文百余篇次入选各种选本,曾获冰心散文奖,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首届泰山文艺奖等。

责任编辑:孔孟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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