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我的思想继承自孔子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李吉奎 人气: 发布时间:2017-10-10
摘要:“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

孙中山

  【摘要】孙中山对日本记者说: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1924年,孙又对一个俄国革命家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

  【正文节选】

  戴季陶说孙中山思想“完全是中国正统思想,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民生哲学”,实在过于武断,而孙中山对马林说的话,即强调他是自孔子以来改革家的直接继承者,将对传统的继承定位在改革上,却大体上是可信的。立足于变革孙中山还将他的革命与日本明治维新接轨,认为“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5页。)对于一个长期居留日本,与明治维新志士有深交的孙中山来说,维新以来采用“和魂洋才”(类似“中体西用”)理论的实践,自然有深刻印象,他充分了解文明的善果,同时也充分了解文明的恶果。如果说,1911年以前由于他长期流亡海外,不晓国中情伪的话,那么,经过1912年游历南北各地,他已经明白“国情”,即“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须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5页。)民国政府成立十二、三年过去了,社会并没有多少进步,严酷的现实使孙中山认识到,要振兴民族,关键在于民族文化的复兴,故他晚年对自由、平等、博爱讲得少了,大量的言论是提倡恢复民族固有的文化。

  孙中山所强调的民族传统文化,是指二千多年来被中国统治阶级尊崇的孔孟儒学。他提出“恢复旧文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把全部旧的传统恢复,让国人重新奉为经典,而是要恢复“一切国粹”,即传统文化中迄今仍然有用、菁华的东西。传统是观念形态,一个民族的传统,是有继承性的,只要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继承民族传统中的优秀部份,经过筛选,达到社会的认知,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孙中山主张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就是这个意思。

孙中山手书礼记大同篇
孙中山手书礼记大同篇

  孙中山晚年仍然致力于阐发其三民主义,他一方面承认,“我们近来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效法欧美”(《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4页。),认为三民主义与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完全相通;另方面,他又在解释三民主义时将西方学说更紧密地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在国民党“一大”通过宣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内涵”之后,他紧接着又讲演三民主义,前后十八讲,其内容,显然与《宣言》多所不同。这点是很值得注意的。

  《宣言》中所讲的民族主义,对内是各民族一律平等,对外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讲演中,他反对西方国家的世界主义,主张世界大同。他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救中国危亡的根本办法,在自己先有团体,用三四百个宗族的团结来顾国家,便有办法。“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旧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5、241、243页。)

  将民族主义与旧道德衔接起来,三民主义与固有文化相契合,已进入主题。道德是内省的事,讲民族主义而言恢复旧道德,实际是将先儒“内圣外王”理论引入三民主义学说之中。讲到恢复日道德和国民的内省功夫,孙中山对军人、学生及普通国民,都有所要求。

  早在1921年12月10日,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作军人精神讲话,便说,汤武革命,为帝王革命,今之革命,则为人民革命,三十年前提倡的这种革命,不特取法现代,抑且尚友古人。他讲解“军人之精神,为智、仁、勇三者。”讲话通篇便是解释这个道理。这智、仁、勇理论何所从来?实出《论语·子罕第九》:“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孙中山以其现代意识,重新演绎,成为教育军人的理论武器。这篇讲演还说到军人的决心要准备成功、成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是孔孟儒学的要义,孙中山用它来教育军人,足证他对军人的行为规范,仍以儒学为灵魂。

  为了发展教育事业,孙中山决定将广东3所大专学校合并,成立国立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前身)。该校领导当局要求孙中山题写校训,以为师生准绳。孙中山经过思考,便题写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10个字。人所共知,上述五端,是《中庸》里记载的话(《中庸》原文是:“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程颐注:“五者废其一,非学也。”)。学、问、思、辨,落实在行(实践),从做学问一途来说,迄今仍不能说有什么比它更好的过程,所以,今日中山大学仍执为校训,这是有其道理的。

中山大学校训
中山大学校训

  在孙中山遗著中,未见“内圣外王”的言论。但是,讲道德修养,便是讲“内圣”的功夫。在《民族主义》讲演中,他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他说,当前新文化的势力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此刻中国正是新旧潮流相冲突的时候,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所以,他主张保存旧道德中好的东西,于是便讲这“八德”的价值。他要求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讲仁爱,他引证“仁民爱物”;讲信义,他说“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他说,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总之,“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

孙中山为福建培元中学学校题词
孙中山为福建培元中学学校题词

  不仅如此,在恢复旧道德之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他所指的是,“就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对这种世界各国都没有,为中国独有的瑰宝,是应该保存的。尤其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他认为,“正心、诚意的学问是内治的功夫,从前宋儒是最讲究这些功夫的。修身、齐家、治国那些外修的功夫,恐怕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现在落后,是因为国人不讲修身。“孔子以前说‘席不正不坐’,由此便可见他平时修身虽一坐立之微,亦很讲究的。到了宋儒时代,他们正心、诚意和修身的功夫,更为严谨。”是不是到此为止呢?不。孙中山说,“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学外国,要迎头赶上,“后来者居上”。中国还要讲古来施行的好政策,“济弱扶倾”,使小国能保持独立。总之,“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孙中山全集》第9卷,见第24l~253页。)

  由此可见,孙中山讲恢复旧道德,是将传统文化中有用的东西加以发扬,其遣词命意,犹如今人之昌言弘扬中华文化。人类社会之存活,当然要有法制,村夫野老也晓得,无规矩不能成方圆。但法律意识要深入人心,知法、守法,不仅仅是使人知刑、畏刑、服刑,还要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先是人心有序,然后才能社会有序。道德是随社会发展而变化其内涵的。一个民族之所以有凝聚力,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应当是其内核。孙中山以其严肃的使命感,以恢复旧道德、振兴中华为职志,充分体现了他对儒学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起作用的重视。他讲述两个文明,即心性(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1912年孙中山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的演说,讲到道德文明、物质文明(《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33页)。在《孙文学说》中,又讲心性文明、物质文明(《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80页)。),在中国近代是第一人。他强调精神建设与物质建设相辅为用,从方向上说,也是正确的。

  应当指出,孙中山主张恢复旧道德,并不是否定新文化或否定新文化运动,也不是在新旧冲突中站在旧派一边要求尊孔读经,他是企图使儒学现代化,用传统道德(不包括三纲五常这类糟粕)来补充三民主义学说中精神文明部分之不足,或者说,是希望将传统文化三民主义化,使之适应20世纪中国的发展,对于一个急切希望改变国家衰落状况的革命家来说,考虑到国情的种种实际,要新旧并用,他的设想,能说是不合理的吗?

  如果说,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恢复旧道德的主张体现了新“内圣”即道德修养要求的话,那么,民权主义与《实业计划》,则体现了他的新“外王”,即实践民主与科学的理想,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

  今请言孙中山所论儒学与民权主义的关系。

  《孙文学说》写道:“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这里所指的合理、合情、合时的思想,与儒家思想是一致的。

  孙中山十分推崇三代之治。他引用《孟子》“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的话,他说,“用七十里和百里这样小的土地来做根本,何以能统一中国呢?就是因为成汤和文王,都有很好的政治。”(《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26页。)由于有此评价,他对孔子周游列国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的行为,极为称赞,说孔子删诗书,作《春秋》,注意后世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以传播到全国,以至于现在,便有文化。今日中国的旧文化,能够和欧美的新文化并驾齐驱的原因,都是由于孔子在二千年以前所做的宣传功夫(《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66~567页。)。在《民权主义》讲演中,再次讲到他所称颂的古代政治。他说: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看,实在负政治责任为人民谋幸福的皇帝,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只有他们才“上无愧于天,下无作于民。”他们的长处,一是本领很好,能够做成一个良政府,为人民谋幸福。另一个长处是他们的道德很好,所谓“仁民爱物”,“视民如伤 ”,“爱民若子”,有这种仁慈的好道德,所以几千年后都被歌功颂德。根据中国的传统,孙中山认为中国人如果应用民权,比较适宜得多,“两千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称尧舜’,就是因为尧舜不是家天下。尧舜的政治,名义上虽然是用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所以孔子总是宗仰他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认为,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二千多年前已经早想到了。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做到。“现在欧美既是成立了民国,实现民权,有了一百五十年,中国古人也有这种思想,所以我们要希望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乐,顺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权不可。”(《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62~263页。)

  孙中山在强调民权思想是中国固有思想的同时,也承认“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所以我们近来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欧美。我们为什么要仿效欧美呢?因为看见了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4~315页。)

  孙中山一方面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另一方面又说“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出欧美传进来的”,这两种说法是不是互相矛盾呢?从表面上看,二者确实是不一致。在这里,刚好表现出孙中山思想融贯中西。他主张民主与科学,主张主权在民,全民政治,主张直接民权,以及五权宪法中的主要部份,无疑都是“ 规抚”西方的事迹与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中所缺乏的。但是,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实发端于孔孟儒学中的民本主义,这点也是对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的人民主体意识,孙中山从小耳熟能详,这些思想虽然产生于农业宗法社会,但因它合乎情理,又合乎时代发展需要,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有贯通之处,经过孙中山对于权与能的区分,吸收了中国官吏考试、监察制度的优良传统,一个主权在民,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兴邦建国”的民主制度,便在孙中山民权主义构思中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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