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皮散客贾凫西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李木生 人气: 发布时间:2006-10-10
摘要:

“狂狷,亦圣人之徒也!”

——孔尚任《木皮散客传》                    

    忘记木皮散客贾凫西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公正的。

    他也许是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寥若晨星般的一个读书人中的异类,一个没有奴性、绝少扭曲,敢于对已有的所有“神圣”说“不”的独立自主的人。三百多年过去了,他那对着整个赫然的专制制度的嬉笑怒骂,依然瀑布般在我心头轰鸣。

    但是,生活于明末清初的贾凫西,其名字不见于明清两代的正史。就其在文学领域的独特贡献,本应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特异的一笔。可是做文学史的人,偏偏把他或遗忘了,或误解了。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里提了他一句,只是说他“借用这一形式(鼓词)来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而由章培恒、骆玉明主编、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也只是顺带提了他一句,不仅将他的有唱有说的鼓词说成了“有唱没有说”,更把他鼓词的价值降低为“内容是借历代兴亡宣泄牢骚”。时至今日,难怪就是绝大部分的文化人,也不知“贾凫西”何许人了。

    贾凫西是寂寞的。

    贾凫西生前就是寂寞的,当然不容于朝廷。写的书或被禁焚,或不敢署下真名;就是乡邻也不容他,已是暮年还被逼走他乡。

    因其和孔夫子是曲阜老乡,在孔子历久不衰的热闹气氛的映照下,他的冷清与寂寞也就愈发显得触目。

    好在我们有一个鲁迅。鲁迅却记得这个寂寞的“读书人”,引为同道,在全集中数次提到他,并将贾凫西的“软刀子割头不觉死”一句鼓词,翻新成名言——“木皮道人(应该是木皮散客)说得好,‘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坟·题记》);“我们的老调子,也就是一把软刀子”,“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可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 

一位写唱鼓词的读书人

    “十字街前几下捶皮千古快,八仙桌上一声醒木万人惊。” 

——贾凫西《历代史略鼓词》                    

    贾凫西,名应宠,字思退,又字晋蕃,凫西是其号,因“喜说稗官鼓词”,别号木皮散客,于明末万历17年(1589年)生于山东曲阜泅水岸边的泅上庄,于清初康熙14年(1675年)卒于山东兖州城西牛王村。

    “此心忧太苦,把酒且狂歌”,贾凫西的这两句诗,几乎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生逢乱离之世,忧苦至深,却又洞悉到已经延续了1800多年的专制制度的丑恶与末路,毅然壁立于主流之外,特立独行,自由狂歌。

    出身于书香门第,又曾在朝为官,不去走一个读书人的读书为官、效忠朝廷、光耀门庭的千古“正道”,竟然乐为社会、士林所不耻的末流,自号“木皮散客”,携鼓持板“耍贫嘴”,干开了瞽者丐者的说唱鼓词的行当。

    一面扁圆的小鼓,一块硬实的醒木,一位真正的读书人昂然说唱着自创的鼓词。管他大明王朝坍塌不坍塌,管他大清王朝一统不一统,那是他们朱家和爱新觉罗家的事,与我这个穷书生何干?他只管敲着他的扁鼓,拍着他的醒木,恣意地说唱着从自己心头卷起的“木皮词”。“木皮者,鼓板也;嬉笑怒骂之具也。说于诸生塾中,说于宰官堂上,说于郎曹之署,说于市肆。木皮随身,逢场作戏。身有穷达,木皮一致”,甚至“行年八十,笑骂不倦”(孔尚任《木皮散客传》)。塾是私塾,宰官指地方官,郎曹之署为明、清中央政府中下级官吏办公的场所,市肆就是大庭广众的街市。他教过私塾,当过县令,做过部曹、郎中之类的官,当然更多的是回家当老百姓,反正不管干啥,都离不开说唱自创的鼓词。明知说唱鼓词是让人瞧不起的行当,尤其在学堂上、办公场所更是犯忌,可他心里喜欢,不仅说唱,还把此当成了主业。

    纵览中国读书人,绝难有这样足的底气。不听朝廷的招呼,不受流俗的左右,不屑于士群儒林的“规矩”,无牵无碍地自立于他们之外,让一个自由的生命立成滔天浊流中的砥柱。他曾沉潜于村野乡间数十载,著书数十卷,有杂著《澹圃恒言》,诗集《澹圃诗草》,诗论《诗纲》和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等(据学者徐复岭教授最新考证,此书作者西周生即为贾凫西)。但是最让世人钟情铭记并集中体现着他思想风采的,还是他的长篇鼓词《历代史略鼓词》。他的罕见的底气,实在是得自于其处处闪耀着批判精神的透彻的思想,就其思想与艺术的高度而言,这部长篇鼓词,是有资格跻身于名著行列的。

    马克思从浩如烟海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发现了“剩余价值”,便一枪刺中了资本的要害。早于马克思一百多年的贾凫西,从“神圣无比”、漫长无比、又周密无比的封建专制体制的旮旮旯旯,发现了“利”与“势”,出手就直击其心脏:“莫言非利,莫行非势”,“富贵功名,最能牢笼世界。”“国”也好,“民”也好,“忠”也好,“孝”也好,只不过是哄人的幌子,根子上总离不了“势”“利”两字。而且这个“势”与“利”,是绝对不能碰的,即使将其淹没在血泊之中也在所不惜。

    心里透彻着,还胆大,贾凫西就在这个大一统的庞然大物的对面站了起来。他深知这个大一统的专制制度的利害,但他更因其知道也就越发地厌恶着,公然打起“俺这说书的江湖”的旗号,并自豪于自己的“江湖”地位。在他之前,还没有哪个中国的读书人,能像他在《历代史略鼓词》中那样全面地否定着整个专制制度—— 

        别管他哪姓皇帝当政,反正这个漫长而“神圣”的专制制度,是建立在根本不合理的基础之上的:“从来热闹场中,不知便宜了多少鳖羔贼种;那幽囚世界,不知埋没了多少孝子忠臣!”“忠臣孝子是冤家,杀人放火享荣华,太仓的老鼠吃得撑撑饱,老牛耕地倒把皮来剥!”“总然是天老爷面前不容讲理,得仗着拳头大的是哥哥!”“总是强梁的得手,软弱的吃亏。”

       不合理,却将天、神、圣搬出来,偏说这是天理天命,顶起个“真龙天子’的招牌,连吓带蒙硬是灌输君权天授的大道理。贾凫西只在大家信以为真处轻轻地一拨,便让这天命天理原形毕露,不是说忠臣屈死六月飞雪、孝妇含冤三年不雨是天理昭然、善恶有报吗?可事实却是“忠臣报痛,已是错杀了好人,可为什么又六月飞雪打伤了天下的嫩禾苗?又说孝妇含冤三年不雨,你想那含冤的已是没处去问天理,可为什么又三年不雨饿死了四海的好百姓?”“春秋时那个孔子,难道他不是‘积善之家’?只生下一个伯鱼,还落得老而无子!”“三国时的曹操岂不是个‘积不善之家’?他倒生下二十三个儿子,大儿子做了皇帝,传国四十余年,好生兴头!”他扬起乌亮的醒木,在那八仙桌上“叭”的一砸,对着众人大声喝问:“还有什么天理?”“可见半空中的天理,原没处捉摸,就是来世的因果,也无处对照。”

       否定这吃人的专制制度,首当其冲的就要否定专制制度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脚下,自古都是屏息跪拜喏喏仰视的人群,官逼民反之时,也不过是反反贪官,顶多反反当世的混账皇帝(反时就已存下了招安的念头)。终于出了一个俯瞰天下的读书人,他睥睨这一拨拨的皇帝,要“一一替他捧出心肝,使天下后世的看官,看他个雪亮!”让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至尊们,一个个赤裸裸滚在凡俗的尘埃中。瞧他这支生花的妙笔吧:秦始皇是“化家为国作了帝”(一语中的,哪一个专制者不是“化家为国”,“朕即国家”);汉家的开国皇帝刘邦“要把亲娘的老子使滚油烫”;曹操是“长馋痨”的“老贼”;唐太宗“比鳖不如”;元顺帝是“不爱好窝的癞蛤蟆”……他们“各要制服天下,不知……干了多少杀人放火没要紧的勾当!费了多少心机!教导坏了多少后人!”

       否定帝王,尧,舜、禹总是个绕不开的挡头。他们是仁爱的化身,无私的典范,皇帝的榜样,唾他们等于自唾其面。“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语言已经无法赞美他无边的仁德)!君者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坐了天下却不享用它)!”——“圣人”孔子几乎把这两个禅让帝位的人捧到了天上。贾凫西就是贾凫西,他照样给尧舜来个嬉笑怒骂,揭穿画皮,还在他们神圣光圈处撤了泡尿。他说尧在君王的宝座上“一气占了七八十年,也就快活够了”,儿子们又“混里混账”“不争气”,让位给舜也是无奈时耍了个滑头。说到此处,老贾有一段绝妙的鼓词:“况癏兜、三苗、崇伯、共工,这些利害的行货,乘机动起刀兵,弄一个落花流水,我已闭眼去了,有力没得使,岂不悔之晚矣!寻思一个善全之策‘舍得却是留得’。不如把这个天下,早早拥撮给别人,作一个不出钱的经纪……闺女并班嫁给了皇帝,儿子靠着姊妹度日,且后代已不是龙子龙孙,已免受刀下之惨。这是:不得把天下给了儿子,便把天下给了女,总是‘席上掉了炕上’,差也差不多儿。”至于舜又将帝位让给了禹,也是同样的道理:“我年纪衰迈,渐渐压服他不住,日后念着父仇(禹父鲧因治水失败而被舜殛死于羽山),弄出事来,却待怎了……常言说:‘打倒不如就倒’,何不把这傥来的天下照旧让他?结识了一个英雄,他也好恩怨两忘,我也好身名无累。”至于以治水闻名于世的大禹,也没有得到贾凫西的“宽大”,他质问道: “是怎么神禹为君他不传贤?从今天下成了子孙货,不按旧例把样子翻。”

       被专制制度树为辉煌典型的尧、舜、禹尚且如此,当朝的满清皇帝,那就更是不在话下了。虽然他无法明言,其轻蔑与不屑,却早已不言自明。

    “鼍鼓三声,忍不住悲歌怒骂”,一个新的读书人就这样定格在中国的历史烟云之中,犹如云雾中峭拔的山峰。隐隐的,有鼓声激动如骤雨,有醒木血脉贲张如雷鸣,从时间的深处传来。 

一个不愿做官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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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愿做官的读书人

    “从古来争名夺利的不干净,教俺这老子江湖白眼看!”

——贾凫西《历代史略鼓词》                    

    1652年秋,六十四岁的贾凫西在大清刑部郎中的官位上干了还不满一年,心里就已烦烦的,思谋着怎样撂挑子。按说郎中这个官也不算多小,是仅次于部长级的尚书、侍郎之后的高级官员,也是个“司局级”吧?可他不在乎大小,就是不愿意干。他说有病,要求退休回家,谁知朝廷不同意。不同意他也不愿意再干了,悄悄找到他的领导(不知是尚书还是侍郎?),“乃密告其主曰:‘何弗劾我?’主者曰:‘汝无罪。’曰:‘吾说稗词,废政务,此一事可以释西伯,何患无辞也?’果以是免。”(孔尚任《木皮散客传》)这真是一段有趣的记载!轻松,滑稽,出人意外——他竟然责怪领导为什么不打他的小报告罢免他,领导因他没有什么差错可罢免而出现“畏难情绪”时,他竟然给领导出了个绝妙的点子:光是我常常在办公室里说唱鼓词,耽误了公务这一条就够把我流放到西部边疆的,还怕没理由?果然,当年就遂了他的愿,罢官后回到了他老家曲阜的泅上庄。他家庄西就是有名的泗河,孔夫子就曾经看着泗河的水生发过“逝者如斯”的感慨。

    他也并不是一味地反对做官,更不是如一些后人所猜的那样是为了忠于明朝。贾凫西确曾在明朝做过六七年的官,五十岁时曾由易州副职(卒)擢迁河北固安县令,并在县令的位置上率民众抵抗过清军的骚扰,还于五十三岁时升迁为部曹、刑部江西清吏司郎中,向崇祯提过建议并受到皇帝重视。但是明朝又如何,他还是无法容忍官场的黑暗,刚刚提拔不到一年便在对这个制度绝望之中告病回乡。

    得做官时,又是生计与“事业”需要,不妨做做;不愿做时,就是不做,明朝的官不做,清朝的官也不做——不管做与不做,都不能变了心性,不能泯了人性,不能丧了良知。他不与体制下的官场同流合污,也不愿做那种听了“做官”这个词就洗耳朵,甚至为了躲避做官要藏于山中饿死的“仁人”,更看不起那种嘴冷心热、以隐为资本钓“大鱼”的“隐士”。翻翻《明史》,大明灭亡之时,多少读书人为朝廷自尽,有的是全家为之殉难。木皮散客是不干这愚蠢透顶之事的。连尧舜禹这样的“圣君”都是自私自利,耍阴谋诡计的“言利行势”之徒,其他的不更是等而下之?我一个大活人凭什么要为你尽忠殉难?咱中国就好非有个什么偶像供着才妥帖,不然就六神无主似的,从来就不兴忠于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精神、自己的情感,那么,就让我老贾做个样子吧!清朝的官他当然不屑于做,可是该做时那也不妨做做。他的那个刑部郎中的官,就是因为不愿忍受曲阜县县尉的欺负才当的。这是个霸道的县尉,就为了贾凫西做过明朝的官,便常常要挟他、威胁他,使辞官在家的老贾不得安生。老贾可是好欺负的?“翻然起”,赶到北京补了旧职(清初为了稳固统治,曾大量吸收汉族读书人“参加工作”,动员原明朝的官员复职)。刑部正好是管司法的,这下可有曲阜县尉的好看了。这个刑部贾郎中,借着为皇上出差路过曲阜的机会,当着群众的面,将霸道的县尉像老鹰掐小鸡一般提着领子打倒在石阶下。边打还边“教导”着、铺排着:“此桓侯鞭挞督邮故事也,还狗仗人势欺负人不?”打完霸道的县尉不数月,就发生了本章开头畅快的一幕。

    回到农村老家,不在“岗位”上,当然可以随心所欲了。可以种地,可以写作;可以在热闹的集市上说唱自编的鼓词,也可以在家里光着头、赤着脚丫子接待好朋友。不过,他看不上眼的官服有时却还要正儿八经地穿穿。譬如收税的官员上门催税时,他会身着官服,正襟危坐,非叫税官按官场规矩下跪不可。税官如果不大情愿,他就警告说:不跪?那这个税我可就不缴了。

    这是个不受成规左右的读书人,又是一个本色的读书人。天才的剧作家孔尚任,受他的影响至深,难怪孔尚任不仅在《桃花扇》中大段引用贾凫西的鼓词,还为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木皮散客传》,记下了他们的忘年交的情谊,也为后人留下了木皮散客的许多精彩的人生细节。孔尚任小的时候就喜欢贾凫西,去拜访他,他总是待大人宾客般做鱼做肉招待还是个孩子的孔尚任,并对尚任说:我自己平时很俭省,之所以这样招待你,并不是看在和你爸爸是好朋友的份上,而是见你慧异非凡,将来能有大的作为,我已经老了,或者能有用到你的地方。并问:“汝家客厅后,绿竹可爱,所挂红嘴鹦鹉无恙否?吾梦寐忆之,汝父好请我,我不忆也。”你看看,人家父亲请他他不记着,倒是醒时梦里记着人家客厅的竹子、鹦鹉的可爱,而且还这样想就这样说。

    真是一个潇洒的人!这样透明的人,这样不为俗累牵制的人,怎能不让人爱不释怀? 

    1646年,统治初定的清王朝会试天下举人,是朝廷用人之际也是读书人飞黄腾达的机遇。这年,和他曾经同是明朝故臣并已仕清的刘正宗从京城来曲阜会他。刘是肩负着为朝廷网罗人才的重任来的。已是五十八岁的贾凫西坚定地拒绝了朋友的好意,并写下这样的诗句力劝朋友也离开粪坑样的官场:“此心忧太苦,把酒且狂歌……既醉不归去,流连意若何?”其实,官场是一个有着非凡吸力的黑洞,掉进去就得将活的生命搭进去,鲜能自拔。对于仕途顺达的刘正宗来说,更难自拔。虽然他累迁高官,弘文院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但是终在官场的倾轧之中被削官治罪,籍没家产入旗不说,还不许再回原籍。面对好友的遭遇,这个生性豪迈洒脱的读书人,洒下了同情惋惜而又悲愤的热泪:“安丘刘正宗品行诗字万中无一,贾子受恩洪多,见时势宜退,苦口劝戒,渠犹豫未决,旋遭物议,将大聪明人浸入粪圊中,求为乞丐而不得。余梦寐见之,不觉涕泗之无从矣。” (贾凫西《澹圃恒言》卷二)“粪圊”二字,且不可轻轻忽略。也许他已将国家的概念宽泛化,甚至已将“朕”与“国”剥离开来。朝代走马灯似的变换着,只有河山土地与民间恒久不变,当变换的朝代堕落成“粪圊”的时候,国家只能在不变的河山土地与民间中存活。

    回眸中国一茬茬的读书人,做官的情结真是根深蒂固。漫长的专制制度所形成的官本位的主流态势——将一切荣耀与实惠系于“官位”之上——更使这一做官情结变成了囚禁读书人的牢笼,也让一个个聪明灵透,滋润葱郁的生命“浸入粪圊中”,异化为低级乏味、冷酷狡诈甚至凶残的兽类。

    连皇帝的心肺都看得雪亮,并对这始终换汤不换药的腐朽制度彻底绝望的木皮散客贾凫西,怎能不对官场升腾起深深的厌恶呢?看清了,厌恶了,跳出来,过自己的真正的人的日子,他算是为中国的读书人踩出了一条新道。

    人的一生,不就是不断舍弃的一生吗?谁舍弃得多,舍弃得彻底,谁就会得到更多的幸福,谁的生命就会升华到高级的境界。好比登山,什么都想占着烀在身上,非摔下深渊与猪狗为伍不可;只有轻装再轻装,才有望攀上人迹罕至的高峰,让心胸融入博大憨朴而又澄明智慧的天地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舍弃还是一种觉醒与反叛。或为利益所屈所蔽,或为环境所限所逼,人生总会发生是非、美丑、黑白、善恶颠倒的悲剧、闹剧甚至惨剧,只有敢于“舍弃”——否定、批判、反叛,才能有望踏进真理的至境,从而让目光如阳光普照古今八方,也让身心如刚刚出浴的旭日般沐浴在自信、尊严与慈悲(还有欢乐)的海洋里。我已无从知道贾凫西当年的确切心境,但他因独立而获得的自由、因自由而获得的生活与生命的真正的滋味,肯定是中国读书人没能尝到过的。屈原是不同流俗的,但他毕竟将自己拴在了楚王的身上。他是苦的,他行吟着,叩问着天,直至痛苦得自沉于汨罗江中。因为他是为楚王的楚国而活着,如果楚王重新对他宠爱起来,言听计从,他的痛苦就会变成欢乐了。写出《离骚》的屈原是伟大的,为失宠于楚王而痛苦的屈原又是渺小的。但是人们往往会津津有味于误区之中,以为活着的惟一意义便是索取,便是依傍,且多多益善,越大越安,一如泥鳅在烂泥里上蹿下跳,还自以为出人头地、风光无限呢。

    凫西之凫,野鸭,鸟属,这个深刻而透彻的灵魂是如鸟一样在自由地飞翔啊!字“退之”,实则是以退为进,卸却桎梏,昂首向上。号木皮散客,公然与“神圣”“正统”分庭抗礼,一反官僚做派,一反儒者习性,而入于自我、入于民间、入于自然。“田自犁兮井自汲,一裘一葛一毡笠。逢人省些唱圆揖……身自我修命我立”(贾凫西《十噫歌》),贾凫西是在过着一种“真正富有的贫困的生活”(梭罗《瓦尔登湖》)。

    这样看来,中国读书人群里有一个木皮散客,不仅是知识阶层的一大幸事,更是寂寥专制的中国的一大幸事。他们到底可以从木皮散客,尝到另一种滋味、看到别一样活法了;我们也不仅可以向世人炫耀卧龙般的长城,更可以向世人展示独立、活泼而又真情四溅、人味十足的人了。

    “没有最后一幕:如果人类的思想要解放的话,这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中国的专制制度四平八稳地走到明朝中后期,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竟然放出了几个不同凡响的反抗奴役与奴性,倡导个性解放的思想解放者,李贽、徐渭、金圣叹、贾凫西……如果说魏晋时代的个性解放思潮带有贵族意味的话,那么明季的个性解放潮流,则开了带有浓郁平民气息的中国思想解放的先河。

    徐渭虽出身卑微却以“狂傲”著称,公然提出“自君四海、主亿兆,琐至治一曲之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的主张。其《少年》诗将自己心中不可遏抑的个性与激情挥洒得淋漓尽致:“为君一鼓姚江调,鼓声忽作霹雳叫。掷槌不肯让渔阳,猛气犹能骂曹操!”那个“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的金圣叹,可说是中国提倡言论自由的先驱了,他评批《水浒》时明确地提出:“下笔者,文人之事也。以一代之大事……供其为绝世奇文之料,是文人之权矣,君相虽至尊,其又乌敢置一末喙乎哉!”李贽,则是中国对专制制度的毁灭人性提出全面批判的人物。他平等众生,“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他怒斥儒家者流“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他尊重女性,招收女学生听课,并以激昂的气概当众驳斥“女人见短不堪学道”的偏见:“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可乎?且彼(指女学生)为法来者,男子不如也!” 

       为此,他们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徐渭曾被逼发疯,自杀、杀妻,下狱,晚年卖字鬻画为生,于七十三岁上穷困而殁;金圣叹被斩且殃及族亲自不必说;李贽则是在大牢之中用剃头刀自割喉咙,残喘两日而亡;豪放洒脱如木皮散客贾凫西者,也因其离经叛道而不容于家乡曲阜的“读书人”,在晚年还被迫离乡背井。“圣人之地”,这是布衣孔子被皇帝和“权势者”捧为圣人以后的事,当年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是容不得真正的圣人的。

    这就是中国!

    而此时的西方,在标志着人文主义复兴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正经历着一个追求人类自由解放的启蒙运动。“宇宙间物质的每一粒子都和其他的每一粒子相互吸引。它们之间相互吸引的力量和它们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和它们质量的乘积成正比”,牛顿的这一著名原则,骤然令“上帝失去了权力”。我们当然更加忘不了伏尔泰在给他的一个反对者的信中写下的那句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愿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力。”启蒙运动,正在开启一个争取使每一个人的能量都得到尊重与解放的崭新的时代。在这个运动的“启蒙”之下,英国、法国的专制制度相继被推翻;在这个运动的“启蒙”之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论和出版自由、宗教自由、结社自由等原则,已经在整个西方确立。

    虽然缓慢,中国专制的明朝到底还是灭亡了,专制的清朝到底还是灭亡了,将文字狱造得沸反连天也无济于事。国民党一党独裁,继承了专制的衣钵,当然就会继续专制的黑暗、腐败与龌龊,也就必然地要重复专制制度丧尽人心,必然灭亡的下场。当思想解放的鼓角在大多数人的心头吹响的时候,当天下的读书人与百姓一起质问这个专制的制度“这是合乎理性的吗?这是有用的吗?这是有助于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吗”的时候,以无数个体的屈辱与牺牲来维持的事制制度,还能长久吗?“粉碎那件臭名昭著的事物!”——伏尔泰针对专制制度所说的这句口号,不就是对贾凫西鼓词的一种有力的回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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