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学者骆承烈先生访谈录

　　受访人：骆承烈(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时年88岁)

　　采访人：常樯、王文英　　​

　　【采访人】骆老您好，您研究孔子近70年，在孔子文化学术研究和普及传播上造诣很深，功劳很大，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认可和敬仰，也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欢迎。您最早是怎么接触“孔子”的?请谈谈您与孔子最早的缘分。

　　【骆承烈】1935年，在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步步紧逼、“整个华北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我出生在山东济宁的一个县城内。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三岁时，父母带着我和哥哥到乡下“逃反”。形势逐渐稳定后，我们一家回到济宁城里，在西门大街租房住了下来。父亲被一家亲戚开的药房请去，先当店员，后升管账先生，于是我们生活稳定下来。但日本人占领济宁后，以主人自居，横行霸道，被他们收买的汉奸“维持会”替他们征税、管人。父亲所在的药房里，日本人、汉奸常去买药，不但不给钱，还得给他们赔笑脸。日本侵略者为了“歌颂”他们的侵略之功，在济宁最繁华的南门大街南头，靠近南门的地方，立了个水泥的“胜利纪念碑”，下面大，上头小，上面刻着谁也看不懂的日文和日本国旗。南门是人们进出济宁的必经之地，白天、夜里都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站岗。他们还规定，过路的人必须向站岗的日本兵鞠个躬。

　　记得我五岁时，快过年了，按照济宁的民俗，谁家过年都要吃一条鱼，表示“年年有余”。济宁南面是微山湖北面的小北湖，渔民们打了鱼在岸上卖。为了买条便宜的鱼，父亲要去南门外买。我听说后，非跟着去不可。那时日本人统治下的济宁阴森森、乱糟糟，人们很少出门，大人更不让孩子出去乱跑。到南关买鱼可以到街上，还能出城，机会难得。经一再要求，父亲答应带我一起去。父亲领着我，走到南门口。刚要出城门时，忽然“发现”我的鞋带开了，便蹲下给我系鞋带。我从小都穿母亲做的布鞋，为多穿两年，都做大一点，为了“跟脚”，后面有条鞋带。早上系好，晚上解开，平时不会松开。父亲低着头，给我系好鞋带后，拉着我快步走出南门。

　　出了城门，我对父亲说：“我的鞋带没开啊?”父亲没答话，拉着我快走。父亲领着我向南走到湖边，讲好价钱，买了条大鱼。卖鱼人用荷叶包上，拴上麻绳下船时，我见船上有很多整个的荷叶，都是卖鱼人包装用的。出于孩子的好奇心，我向卖鱼人说：“大叔，给我一张荷叶好吗?”卖鱼人挑了一张下面带把的大荷叶给了我。我举着荷叶和父亲高高兴兴地下了船回去。回来时走到南门口，父亲一手提着鱼，一手拿过我举着的荷叶，把脸一挡，拉着我，快步走进了城。

　　到家后，我还忘不了父亲给我系鞋带的事，又问缘由。父亲说：“你看见了吗?每个大人路过城门，都要向站岗的日本兵鞠躬。我给你系鞋带，一忙活，转身就走了。”我恍然大悟地说：“回来时，您拿着我手里的荷叶也是为了躲日本兵，不给他鞠躬吧?”父亲见我懂得他不向日军鞠躬的道理后，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不能乱鞠躬、乱磕头。人生在世，只应向三种人鞠躬，乃至磕头。一是老天爷，一是父母长辈，一是孔圣人。”这些话我似懂非懂。我记得北屋王奶奶门前东首供着一尊神，说是老天爷。每逢过年过节，人们都给老天爷烧香、磕头，保佑一家平安。过年时，孩子们都给父母、长辈鞠躬、磕头、拜年，父母给孩子压岁钱。这些我都知道，孔圣人是什么人，我不懂。向父亲问起时，他说：“孔圣人就是孔子、孔夫子，他是位大学问家。他教给人们怎样做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守规矩，对人讲诚信。教每一个人做好人、办好事，家庭、社会都和和美美。他是一位最好的人、最令人尊敬的人、最值得人学习的人。向他好好学习，就能做个有道德的人、有本事的人。一个好人应该向他鞠躬，甚至磕头……”孔圣人、孔夫子，五岁的我，对他开始有了好的印象。

　　【采访人】各种版本孔子形象都是传播孔子思想、儒家文化的重要载体。我们了解到，您对孔子像情有独钟，还在1997年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收集孔子像最多的人”。您向我们展示了两张印有孔子像的纸币，非常珍贵，可谓是您亲近孔子、走进儒家文化殿堂的两张“门票”。请您谈谈收藏孔子像的早期情况。

　　【骆承烈】在日寇统治下，人们对侵略者怀有敌意，很多人不愿上他们办的学校。有钱的人家请家庭教师学中国文化，大量普通人家请不起，只好让孩子上日伪办的学校。我的父母认为要让孩子认识些字，学点算术，会算账，将来有点养家糊口的本事。我六岁那年，父亲把我送进白衣堂小学上学。这里原来是供奉白衣大士的小庙，地方不大，但离家近。日寇统治无孔不入，小学也不例外。除强令学生学日语、学唱日本国歌、校园里挂上日本国旗外，每到周末或节假日，还派人来校训话，什么“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等。我们这些小学生根本听不懂他们说的什么。

　　日伪统治下的小学教师，谁也不甘心为日本人服务。他们白天不得不说些违心的话，晚上回家照样骂侵略者。我家的近邻仲玉甫老师就是这样。仲玉甫老师是孔子弟子仲由(子路)的七十四代孙，传统文化功底很厚，终生崇拜孔夫子，敬奉其先祖仲子。日本人来了，他为了挣钱养家，才当上小学教师。他知道我父亲是个老老实实的买卖人，可以说真心话。有时在他家里，他对我和他儿子仲跻悦说：“日本人是欺负我们中国人的坏人，不能听他们的!不能中了他们的毒!”说着他又情不自禁地说起他祖先仲子怎样向孔子学习、孔子怎样教导他人以及怎样学习孔子的思想等。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孔子高大的形象开始树立起来。回到家，父亲又向我说起孔子这位大圣人教导人们仁、义、礼、智、信，以及孝亲、敬老等优秀品质。巧得很，日本人在学校里讲“中日亲善”时，也拉出孔子来做幌子。他们说：“日本与中国从来是一家，我们都崇奉孔子。依照孔子的教导，我们一起建设东亚王道乐土。”于是我问仲老师：“孔子是中日两国的吗?”仲老师哈哈大笑，连说：“胡闹!胡闹!孔子是咱中国的，和日本人有什么关系?”但我却不知道孔子先生是什么样子。

　　有一天，学校在大门外贴了一张宣传画，上面印着孔子像，还有孔子说过的“大道之行也”的字和曲子，两旁有“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个字，下面还印着孔庙和孔林。这张贴到学校门外墙上的彩色宣传画引起很多人来看。我站到那里看了又看，原来孔子是这个样子。心想：这张画送给我多好，但这是学校贴的，不能随便拿走，我只好每天进学校前多看上几眼。一天夜里，刮起了大风。第二天，校门口的孔子像被刮起一个角。我想：风大点刮下来多好，我便可以拿走。当天晚上，我吃过饭便奔向学校，发现那张孔子像真被风刮下来了。当时天黑乎乎的，我四顾没人，便拿了起来(当时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从地上拿起个过了时的宣传品，不能算偷吧)。我兴高采烈地把得到的第一张孔子像拿回家，卷好放到最保险的地方。有时拿出来看看，想想父亲及仲老师的教导，高兴地认定我是中国人，不与日本侵略者同流合污。后来，我怀着对孔子敬仰的心情，到处收集孔子像，1997年已收集到2400多种，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收集孔子像最多的人”。七十多年了，那张最初的孔子像一直在我身边。

　　当时家里很穷，不吃早饭。因为我要上学，早上不吃点东西，难以支撑一上午学习。家里每天给我一角钱，让我到学校门口喝一碗粥，保证上午学习不饿。日伪时期的一角硬币很轻，上面印一些网状的图案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字样。我每天用一个硬币买一碗粥，从来没见过大票子。有一天买粥时，一个大人拿出一张一元的纸币，上面印着个古代老人像。我问别人，他们说是“孔子像”。啊!我又见到一个孔子了。那时日本侵略者为了笼络中国人，假装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也拿出一些中国古人作招牌，分别把黄帝、岳飞、文天祥、孔子等人的形象印到纸币上。我想：如果能得到这么一张纸币，不用打开那张捡来的宣传画，便可天天看到孔子了。我也知道家里穷，不敢张口跟父母要一元纸币。怎么办?于是只能自己攒。每天我还照样跟家里要一角钱，十天不喝粥，空着肚子上半天学，一天省一角钱，省了十天，到粥铺里换了张印有孔子像的一元纸币，高高兴兴地放进书包，拿回了家。当然，这件事是自己偷干的，没敢跟父母说。我不喝粥，换了张带孔子像的纸币，心里得到很大的满足。但过了几天，在粥铺又看到另一个版式带孔子像的一元纸币。还是饿十天肚子，又将另一种版式的一元纸币换到手。直到现在，这两张日伪币上的孔子像还在我手里呢，就是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两张。

　　【采访人】孩子们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一般都是从蒙学读物开始。您小的时候，从内容上接触孔子思想、儒家文化，是不是也要学习蒙学读物?再请您谈一谈您的启蒙书籍吧。

　　【骆承烈】我的小学同学有个叫袁玉涵的，是个很老实的孩子。他对日本人不满，从来不说出口，但积极参加反日语的活动，我俩关系很好。有段时间，他突然不来上学了，老师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去找他。他家住翰林街中部路西，我每天上学路过他家门口，但没进过他家的门。这次我走进他家大门找他。守门的老人很警觉地问我找他做什么，我说我是他的同学。老人见我是个孩子，放了我进去，告诉我他在第三进院西屋里。我走进去是一座好大的院落，穿过一个院又一个院，到了第三进院，见到了袁玉涵。他带我走进西屋。室内富丽堂皇，十分宽阔，我从来没到过这么富有的人家，没见过这么华丽的摆设。正在惊讶时，一个女孩进屋问袁“这位少爷是……”袁说：“是我的同学。没什么事，走吧。”我第一次被人称作“少爷”，很不自在。袁却不急不忙地说：“这是我家的丫鬟。”这时我更认识到这不是寻常人家。

　　我问袁玉涵：“为什么没去上学?”他说：“家里不让我上日本人办的学校了。”“那你只在家里玩吗?”“不，家里给我请来一位私塾老师孟老师，他可有学问啦，教我学四书五经。”袁家能单为孩子请来私塾先生，说明人家真有钱，其实这也是反对日寇的一种行为，他家的家长令人敬佩。当我问到他学什么时，他兴致勃勃地说：“现在学《三字经》，以后老师还教我《上论》《下论》《上孟》《下孟》，还有很多很多古书。”我似懂非懂地问他：“学这些书做什么用?”我这个同学学着私塾先生的腔调，摇头晃脑地说：“学做人，学做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越说我越不懂了，他又说：“《三字经》是容易懂的。”我好奇地问他：“什么叫《三字经》?”他也许是想展示这几天的成绩，不假思索地向我背了起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我奇怪地打断他：“怎么还学狗不叫?”他笑得前仰后合，说：“什么狗不叫?苟不教就是假若不对孩子教育的话，性乃迁，孩子就要变成坏人了。”我又问：“如果教坏了呢?”“教坏了再改过来。过改过来就很麻烦了。我父亲就告诉我：上日本人的学校，把孩子教坏了，教坏了再改不容易。所以不让我再去上学，请私塾先生教我学些中国文化。”我问他：“请私塾先生要花很多钱吧?”“那当然，管吃管住，还有束脩。”我真羡慕袁家有钱，请得起私塾先生。我家没钱，请不起，只好上日本人的学校。

　　告别袁玉涵，我怀着一番失落的心情向家走去。心想现在日本人的学校再不好，也要上，不上学到哪里去?忽然想到他说《三字经》很好，我为什么不也学《三字经》呢?我不由地走进仲老师家，向他说起《三字经》来。仲老师问：“你愿学《三字经》?你哥哥跻悦也在学呢。”接着从屋里拿出来一个旧式的小本，说：“借给你看看，不明白再找我。”他明确表示支持我学习。我如获至宝地揣着这本书回了家，找出个好本子，工工整整地抄了起来。我用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把它抄完，不认识的字照样画出来。不久送还给仲老师，抄写的目的自然是学、背。几十年后，我为了把这本“百科全书”式的古代蒙书传给青年人，与曲阜师范大学电教系合作，编写、主讲了八十集共1000分钟的《三字经》，由山东教育电视台播出，还得了山东省教育电视节目一等奖呢。

　　【采访人】刚才提到了您最早接触《三字经》的情况。那么您又是怎样接触到其他儒家经典的?比如《论语》这本集中记载孔子思想的最权威经典。

　　【骆承烈】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解放济宁。同年9月，济宁被国民党军队短期占领。我家住在文昌阁街，那时我已小学毕业，考上中山中学，放了学在家除挑水、推磨外，又结识了一位忘年交——李大叔。

　　我家前院东屋这家主人姓李，住着李奶奶和儿子李大叔。这是个没落的书香人家，上几辈在前清时有过功名，民国以来逐渐败落了。李奶奶常说李爷爷不懂洋学(新学)，不能干洋事，只能教国学(私塾)。多年来，社会动荡，鲜有人请私塾先生，李爷爷只好靠变卖家产度日，直到死去。他们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生了李大叔，时间是五月五日午时，那年又是丙午年，一共占了四个“五”(午)，便给儿子起名叫李庆五，说是一个人有四个“五”(午)，一定福大命大，不同凡人，将来能干大事。老两口从小就对儿子精心培养，李庆五日夜攻读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可说是满腹经纶，又写一手好字，但那时社会大混乱，横行的日寇刚被赶跑，国民党又把国家搅得乌烟瘴气，这位饱学之士没有用武之地。他父亲潦倒而死后，李大叔只好在街上摆桌代写书信。但这种生意挣钱很少，他只好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陆续卖掉来养家糊口。那时他已四十多岁，还没娶上媳妇。我从小喜欢读书，经常到他家借《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读。每到他家时，李大叔总是像对待大人一样，对我很客气。我为了好玩，曾把《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将的名字、绰号、星名都背了下来。李大叔说：“背这些没有用，这不是学问。学问还是四书五经。”我曾向他借过《诗经》，读不懂。他推荐我读《论语》。我把线装《论语》带到家里，似懂非懂地读了一点，又去向他请教。他向我讲了一两篇后，因为社会局势大变，我不得不把书还给他。我学《论语》的事自然停止，但李大叔多次跟我讲：“《论语》中很多孔子名句，一个人在社会上修身、处世、干各种工作都离不开它。”“《论语》教人做个好人。一个人照《论语》说的那样去做，就会成为一个好人。”《论语》——好人，好人——《论语》，多少年来一直存在我的记忆中。

　　李大叔在城里没法生活，不得已到农村入赘，离开了济宁。为了找到一本《论语》，我到旧书店跑过几次。书架上多是“四书”合订本，还带书套，很贵，买不起。老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我终于在旧书店角落里找到一本破旧不堪的《论语》，花了很少钱买到手。为了不翻坏，我工整地包上书皮。那时我已是中山中学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了。父亲常说：“花钱上学不容易。别管闲事，别看闲书。”但对我读《论语》却不反对。父亲常告诉我：“老老实实读点书，日后和你哥哥一样当个店员，熬个掌柜的，挣点钱养家糊口，什么政治活动也别参加。好好地读《论语》，照孔夫子那样做人做事就行了。”以致当时学校让全校所有学生参加“三青团”时，我和两个同学偷偷溜回了家。日后“文革”中有人多次逼我交代参加“三青团”的情况时，我决不承认。他们查了当年的档案，没有我的名，才放了我。

　　【采访人】刚才骆老分别谈到了自己与孔子、孔子像、《三字经》和《论语》的早期缘分。这些都是您在到曲阜读书之前发生的事。请谈谈您是如何到曲阜求学的，这就又涉及您与曲阜这座“圣城”的缘分了。

　　【骆承烈】1948年7月，解放军打下兖州以后，国民党七十二师闻风而逃，济宁第二次解放。不久，我便考上了济宁联合中学(后改为济宁一中)。初中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班主任孙瞿门老师告诉我可以免考升高中。但家里穷，急需我挣钱养家。堂兄骆承运知道后，要我去当学徒，依照多年的老规矩，三年学徒很累，不给钱，只管饭。我当时刚到十四岁，个子不高，母亲说我干不了。父亲因被资本家欺辱，半身不遂，整天为家里吃饭问题发愁，让我当小贩卖点烟卷、花生仁，我更不愿意。

　　正在着急的时候，遇见同班同学高殿钧(高新)，他告诉我：济宁东边曲阜有个师范学校，上学管饭。更吸引我的是这个学校在孔庙旁边，可随时进孔庙拜孔圣人。我马上决定跟他去考。他比我大五岁，符合十六岁以上的报名条件，我差两岁，不能报名，情急下找到远房的一个姐夫，请他在学校里开了张“年龄十六”的证明，与高约定去曲阜师范学校报名。那时汽车很少，票价很贵，我们坐不起车，便面临着一场长途跋涉。但想到能到孔子家乡与孔子相伴学习，便浑身来了劲。我俩背着简单的行李，天刚明就出了半截阁，向东走去。一开始还劲头十足，走了不到十里，已觉累了。走了六十里到了兖州，已气喘吁吁。我一再建议停停，高说：“走长路不能停，一停就走不动了。可以慢走，但不能停。”我们从早上六点走到下午四五点，花了十多个小时，总算到了曲阜。我们在曲阜师范学校门口买了几碗水喝，身上冒出许多黄豆粒大的汗珠子。高又告诉我，不能多歇，趁没下班马上到学校报名。我俩报上名，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几乎走不动了。高拉着我出了校门，向北一拐，便看见一座富丽堂皇的建筑物。高说这是孔庙。我睁大眼睛一看，马上来了精神。我快步走进孔庙，坐了下来，心想日后考上，真能天天和孔子相处了。在孔庙转了一圈，天已黑。我们住不起旅店，只好找地方住。高领我进了“十二府”。这是清朝大书法家孔继涑的府第。高与这家主人很熟，人家看我们无处可住，便答应可以在他家借宿一宿。

　　五天后我们几个人一起到曲阜考试时，背了一些书籍、文具、被单、凉席以及可供吃三天的食物。这次不好再去“十二府”麻烦人家，只好另想办法。那时孔庙随便进出，也能住下过夜。我们几个济宁的穷考生，在孔庙十三碑亭南面西起第四个碑亭内找了个宽敞地方，铺上凉席准备休息。累了一天，本应该倒头便睡，却遇到了干扰。孔庙中的许多斗拱为蝙蝠安身之处，它们昼伏夜出，到处寻找食物。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有时落下来咬我们的胳膊、腿、鼻子，天再热我们也只能用被单将身体裹严，偶一拉开被单喘喘气，就可能被这些“夜游神”袭击。当我们想到天明后还要考一天试时，再热也捂起被单来睡着了。几天后，我收到曲阜师范学校寄来的录取通知书。从此我成为曲阜师范学校的学生了，要到孔子家乡去上学了，也结束了我的少年生涯。

　　【采访人】据我们了解，您在山东师范学院(现山东师范大学)求学时，发表了人生中第一篇关于孔子研究的文章。请您谈谈这段经历。

　　【骆承烈】位于山东曲阜城里的曲阜师范学校，是国内最早的新式学校之一。清末政府实行“新政”时，光绪三十一年(1905)批准在孔子家乡曲阜建“四氏师范学堂”，招收孔、颜、曾、孟等子弟入学，衍圣公孔令贻为学监(校长)。民国以来，其被称为山东省第二师范(简称“二师”)，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活跃基地。抗日战争及此后时期，学校曾转移到抗日根据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东面的临沂老区回到曲阜，1950年开始在曲阜招前师(初师)生、后师(中师)生及附设中学部。1950年，我背着行李和几位同学一起到学校报到。那年“后师”招了三个班。报到后，老师给我一张纸，说“你在后四丙”，我很奇怪，刚入学老师就给“厚柿饼”吃?一看纸上写的是“后四丙班”，在学校偏南的“工字楼”二层西面的一个教室。进了曲阜师范学校，我很开心。虽然每月只有七元的伙食费，天天吃小米、地瓜及白菜、豆腐、豆芽，但每星期还能吃上三个小馒头和一份带肉的菜。虽然不能挣钱，家里却少了一个吃饭的人，给家里减轻了负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神秘的孔庙全部开放，前面的棂星门，两面的快睹门、仰高门、毓粹门(东华门)、观德门(西华门)也全部开放。东、西华门还成为曲阜城内的主要通道。那时庙前璧水桥下还有流水，生长着一些水草和慈姑。孔庙不但全部开放，里面还搬来一些太湖石，好像是个公园。我和同学进孔庙主要是找个幽静地方复习功课，也经常看当时似懂非懂的碑文。尽管不全懂，但知道都是祭孔、颂孔的文物。我在曲阜师范学校学习两年，几乎进了孔庙百十次。

　　时任曲阜师范学校副校长的卢兼三是从莒县来的老革命，他很有学问，我常向他请教孔庙碑文的事，他见我好学，多次外出调查曲阜文物古迹时带着我。我跟着他到过孔府、孔林、周公庙、颜庙、少昊陵，还去过城东三十里的梁公林。《曲阜名胜古迹介绍》就是他的著作。我为他写作帮了点忙，从此对曲阜的文物古迹产生了兴趣，日后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有一次，我跟他进了孔府，看到位于二门里东首的一幢碑，他详细对我讲解说：“奴隶社会强迫奴隶干活，是劳役地租;封建社会百姓交粮食、农产品，是实物地租;封建社会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百姓将粮食折成钱上交，是货币地租。明清实行货币地租时，这幢碑却记的是收取劳役地租。这是为孔府的女户、乐户、扫地户立的碑。上面规定孔府婚丧嫁娶时，种孔府地的农民前来服役、奏乐，以及平时打扫庭院，这种剥削方式国内少见。”我第一次听说这种稀罕事，花了一个星期天把它抄了下来。一面抄，一面想：曲阜有几千块碑，都能说明历史问题，以后有机会都把它们抄下来多好。卢副校长是长辈，慈祥、温和，我在他面前无话不谈。有一次问他为什么叫“兼三”?他向我解释：“孔子说人应有三种好品德：智、仁、勇，三者同时具备不容易，我叫这个名字是朝这方面努力。”他接着又对我说：“你知道我们校长李贯一名字的涵义吗?曾子说孔子的思想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这么一说更使我悟到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了。

　　在曲阜师范学校两年的学习中，我近距离接触了孔子，看了许多曲阜当地与孔子有关的文物，了解了孔子故乡的民风民情，对曲阜这座县城也有了感情。学校很重视音乐、美术，两年来，我是校歌咏队队长，演过话剧《友与敌》;放假回济宁时，在义演《钢骨铁筋》《龙须沟》中都演主角。所以毕业时，学校给我的评价是：音乐“合格”、美术“基本合格”。

　　当时临沂老区的中小学缺音乐、美术教师，所以我们毕业生大多会到临沂各县中学教音乐和美术。正在我整装待发到临沂教中学时，省里通知：每班抽两名年龄小、有培养前途的毕业生，直接到山东师院报到，保送升大学。学校里推荐了我。那时，山东各个地、市的后师都推荐了一些学生，七月份毕业，就到济南报到。那时国家刚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山东师院让这些学生早入学搞宣传。我在后师就是文娱活动骨干，又会说山东快书，宣传队便交给我负责。我们每天到济南最繁华的地方，拉开场子，先演节目，后作宣传讲话，节目有独唱、合唱、活报剧、苏联舞等。有时节目接不上，为了不冷场，我就来一段山东快书。两个多月来我们这些师范生演了一百多场。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山东师院由营盘街迁至经五路纬九路和西面的道德北街。学校让我们这批师范生填志愿，分配到各系学习。宣传队的同学及参加活动的老师们都认为我应报艺术系，学音乐或美术，我却报了历史系，这当然与我对学习孔子有兴趣有关。我最感兴趣的是《中国古代史》和荆三林教授讲的《考古学》。在学到先秦思想史部分时，章诚志老师对孔子的介绍很简单，我意犹未尽，便到图书馆去找书学习，找到李长之的《孔子的故事》，认真读了一遍。心想：孔子为什么创立这么好的学说，这与他广泛学习、到处调查研究、了解风俗民情有很大关系。当年周游列国多艰苦，我应向他学习。我于三四年级时，在汪伯岩老师的帮助下，要对日本侵略军残杀济南人民的事进行调查。为此，我走进济南的大街小巷广泛调查，到省文史馆向专家请教，写出了《济南惨案》，毕业前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们是山东师院第一届本科生，学校安排学生毕业前试写论文。我的《济南惨案》将要出版，学校新办的山东师院学术刊物已决定刊登我这本书的缩写文章，这可以抵论文，但我不满足，想试写一篇关于孔子的文章。本科生写毕业论文，没有自己的观点，更说不上什么新意，只是抓点资料，东拼西凑，只要文从字顺，便可过关。我选的题目是《孔子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将这些年来自己读过书中的资料予以归纳、罗列出来。因为我对孔子很敬佩，看了一些研究孔子的书籍、文章，也读了点《论语》，便将此文写了出来。我多年来有写日记的习惯，中学时也曾为壁报写稿，大学时为校报写稿，思路和文笔都清楚、流畅，交上去便很快通过。我通过写这篇文章，梳理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对孔老夫子更加佩服，同时也坚定了我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的信心。

　　【采访人】您是如何走进曲阜师院，并开始从事教学工作的?

　　【骆承烈】1956年夏，我从山东师院历史系本科毕业，系里打算把我留校工作，但需要世界史、教学法、绘图员教师各一名。我喜欢中国史，尤其中国古代史，表示不愿留校，在得知山东师专改为曲阜师院时，希望回曲阜工作。当时曲阜师院是国内第一所农村大学，条件很艰苦，但我对孔子情有独钟，便和班内五个同学一起到曲阜师院报到。当年的后师生能到济南上大学，十分兴奋，此次又由济南回到曲阜工作，更兴奋异常。那时的曲阜是个小县城，居民大约两万人，大部分是农村户口。学校设在城西两公里的郊外，即我当年在曲阜师范学校上学时割麦子的回回林。学校才盖起几座楼，还没有围墙，三个人挤在一间屋里住，条件很艰苦，但因回到孔子故乡，在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的家乡教书有着特殊意义，我们情绪一直很高涨。

　　新成立的曲阜师院，设有历史、数学两个系，中文、物理两个专科。当年山东师专招的学生，一个系科只有一个班，1956年来曲阜后多了好几倍，历史系招了近二百人，分三个班。当时中学教师很缺，学员大部分是教了几年小学、年龄在二十三四岁的小学教师和少量应届后师毕业生。省里从各地区调来几位中学校长和十几位老教师，当年山东师院毕业的学生来了七八十人，组成了学校的教学班子。历史系的中国史、世界史专业的课很快被别人抢光，只剩下一门《历史文选》，我便被分配成这门课的教师。这门课全名是“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是介绍和选读古书的课，一般年轻人不愿干，我却很乐意，因为学古文、教古文正是基本功，对将来研究孔子有利。那时教师奇缺。开学不久，系里就让我试讲，讲了两次，效果还可以，系里便把这门课交给了我。当时我才二十周岁，很多学生都比我大好几岁，所以当时上课、辅导都特别紧张，不上课时就在系资料室里读古书，晚上回到宿舍再读，一面读一面记摘要与心得。一本“金陵版”的《史记》，上面的笔密密麻麻，后来我知道这是很珍贵的版本时，有些后悔，又买了本铅印的《汉书》，又从旧书摊上买了四书五经，因为是自己的书，一面读一面写(这些读过划过的书，可惜都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拿走了)。在此基础上，我在王先进教授指导下，编写了四五十万字的讲义，依此讲起来，便得心应手了。

　　我在历史系，先教《历史文选》，两年后改教《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这门课量很大，本科生要学两年，便分两段，我教上段，即先秦到隋，这样便与中国古代思想史，尤其孔子思想产生密切联系了。我在此前后出了五本书，被学校推选为山东省“先进生产者”，1960年晋升为讲师，同时任系内教师最多的“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1958年教学改革时，学校开新课，我曾给57级、58级历史系本科开设《考古学》《山东地方史》，又写了二三十万字的《考古学》讲义。为了加强史论，1959年后我又开设《毛主席论历史科学》，与李笑鹤老师合写了此课的讲义，后来又扩为《马列主义科学》，在校内讲，也去农场讲。“文革”前，历史系改为政史系。不久，《中国古代史》课程改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教研室解散。“文革”后，我曾讲过几次《中国近代史》，任教研室副主任，并编了讲义，后来此讲义被教育部定为教材，但署名是“山东大学历史系”。工作以来，我都一直坚持锻炼，曾在几百名师生参加的越野赛中获第七名，还以举重运动员的身份，参加济宁市运动会，获轻量级第二名。

　　【采访人】据我们了解，您到曲阜工作后，还参加了许多考古工作。请谈谈您在曲阜的考古经历和体会吧。

　　【骆承烈】曲阜作为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文化深厚。这里除衍圣公府(孔府)外，还有孔氏旁支的三府、五府、八府、十二府等十几个府，颜家、东野家和一些贵族地主也居住在这里。这些人家中多有一些文物、古董，很多被文物贩子收购了，但应收归国家所有。曲阜师院作为国家办的大学，理应收集、购买这些文物。来曲阜前，校方便委托对传统文化深有研究的曲阜师范学校卢兼三副校长代购。我当年是曲阜师范学校的学生，1952年曾帮助卢副校长写《曲阜名胜古迹介绍》，又专学了考古学，便由我与他具体联系，收购了许多文物、古董。

　　我记得这些文物有铜器类的青铜大甗、上有“子孙”铭文的青铜彝、一对带盖的簠和带盖的簋、春秋战国乃至汉以后不同形制的鼎，还有春秋战国时的戈、剑，汉代的双鱼铜洗，还有“建初尺”。此外，还收购了大量先秦时期的矢(箭头)，一个汉代的机弩和一件三国时的绿釉瓷瓶，还有魏晋及南北朝时期的坛子，多件宋代瓷碗、民窑瓷坛及龙泉窑的器物，大量明清官窑烧制的瓷器，如康、雍、乾时的绿龙碗，成对的斗彩盘等。另有一对洪宪瓷瓶，引起许多人注意。人们常说“洪宪半窑”，袁世凯称皇帝时年号“洪宪”，此种瓷器只烧了半窑，所以很难得。此外又有刻着“响泉”二字的唐代古琴及历代古钱币、古铜镜、古印等。

　　1957—1958年及1977—1978年我两次参加考古活动，发掘到一些文物，如龙山文化的“蛋壳陶”陶片，原始社会的石刀、石斧，商周时期的陶豆，汉鲁城的整块大型几何纹砖、带字的汉砖等，均系实物，有一定的历史价值。1958年暑假之前，我提议历史系印了一份通知，发给几百名学生，要他们回家收集现代文物与革命文物。开学后学生们拿来很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的大量纸币，一些房契、地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民领到的土地证及党员证、光荣牌、解放军的传单，还有多种毛主席著作单行本、解放区识字课本等。1960年我带领学生调查铁道游击队时，原队长洪振海的通信员将他的文件箱、毡帽、茶缸子交给我，它们均被放进文物室。我自己也拿出一些现代文物，如老钱庄数钱的钱板、缠足女子的鞋等。这些古今文物不仅在高等学校中少见，一般的地方博物馆也没这么丰富。“文革”开始，我向上级多次请求，把这些文物保护起来，领导接受了我的意见，打了十四个木箱，将这些文物全部装了进去。“文革”后人们打开箱子，文物基本无大损失。后来，历史系把这些文物放进文物室，之后成立了“曲阜师大文物馆”将它们尽归其中。所有馆藏我均了如指掌，负责将每件文物名称、年代写清，历史文化学院又让我将这些文物给学生讲述了多次，并录下音来，以长期保存。

　　【采访人】曲阜师范大学自建校起，便以孔子文化研究为己任，学校还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孔子的组织，当时就叫“孔子研究会”。请谈谈这个组织的有关情况。

　　【骆承烈】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孔子的组织——孔子研究会，是曲阜师院首任院长高赞非筹建的。高赞非出身于山东郯城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祖父、父亲都是硕儒，在地方上曾办私塾。他早年就学于梁漱溟、熊十力，投身于梁的“乡村建设”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其父母不屈殉国，他毅然投笔从戎，先是率领乡民武装抗战，后在滨海区当参议会参议长，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济南解放后，谷牧任济南市市长时，把他调去任济南市文教局局长。1955年他受委托筹建山东师专。中央决定在孔子家乡建师范学院时，周恩来总理正式任命他为曲阜师范学院院长。

　　早在1924年，高投入梁漱溟门下时，梁就建议国民政府在孔子家乡建“曲阜大学”，高来曲阜办学，既是人民政府重视文化、重视传统的体现，也是完成其师的夙愿。他到任后就写了一副对联：“犹有洙泗遗韵，更加众志成城。”我到校后，第一次听他报告时他就说：“我们在孔子这位中外闻名的大教育家的家乡办学，很有意义。孔子当年教学生有‘四科’，我们现在有四个系科，以后要发展到几十个。孔子有‘七十二贤’，我们能培养成千上万的贤才。我们现在虽然不到一千名学生，没有孔子‘三千弟子’多，但我们以后要发展到三万、三十万。”大家听了，都十分振奋。

　　建校之初，学校办了个油印的校报，因为我来校前就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过《济南惨案》等书，宣传部部长黎明便向高院长建议，由我帮忙。前几期的文章都由我编，几期“编者的话”都是在校领导授意下写的。1957年春天，高院长提出为了在曲阜更好地学习、研究孔子，建立“孔子研究会”，并把他写好的《章程》给我看，内容是：设在孔子家乡的高等学校，理应对孔子加强学习、研究，古为今用，为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我看后很高兴，立即表示同意，他让我到校内有关老师家中拜访，商讨聘请事宜。我找到中文系主任李子虔，历史系教授王先进，教育教研主任李国榕、陈信泰，历史系教师张志平等。大家都很乐意，便开会筹建了起来。高赞非为会长，下分三个研究组：“学术组”由高亲自任组长，李国榕具体组织;“《论语》组”由教务长赵紫生负责;“文物组”由我负责。我负责会内具体事务，实际上算是秘书。过了一段时间，研究会开会，要求各组说出打算。“学术组”的李国榕、陈信泰、王先进及高都写了文章。“《论语》组”的负责人制订了“会剿《论语》”的计划，一位李姓青年教师响应。他们要组织学生先把《论语》中不适合现实的内容挑出来批判，再找可以用的拿来用。高不同意此做法，反驳道：“我们研究孔子主要为了吸取他有用的思想，古为今用，然后再说哪一点不合适、不能用。‘剿’字是针对坏人坏事进攻，对孔子哪能这样?”两个人争论还未得出结果，便被一场运动淹没了。

　　我和陈克礼老师在“文物组”。陈克礼是位老教师，天津人，学问很大，因为有点历史问题，一直小心翼翼，但在研究学问上却很努力，尤其研究文物古迹没有风险，他劲头更大。我对曲阜的文物古迹早有兴趣，我们便抓紧时间，到处调研，在卢副校长当年的稿子基础上又增加了很多内容。书稿油印出来，大家认可后，又印了很多，广泛地发给老师和历史系的学生。这份文物古迹调查报告，几经修改，多次印刷，济宁地区出版办公室编写《曲阜观览》时，也参考了我们这份材料。1997年黄河出版社出版我的《孔子故里史迹》一书，又增加了近百首诗及图片。

　　【采访人】您学术兴趣非常广泛。并且我们发现您特别高产，在许多领域都有创见。比如，您对节庆文化便有系统研究，并推出了学术成果。您在节日民俗研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骆承烈】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节日。人们每逢清明节就想起祭奠先人，每逢中秋节就想到阖家团圆，过年更想到除旧布新。在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的我，对一年中的各种节日很感兴趣，小时候经常问大人年、节的来源、寓意。有时得到满意的答复，有时大人也说不好，长大后总想将这些事弄明白。到曲阜工作后，我常向一些老人请教，也从许多地方志中得到一些资料，并及时记到一张张卡片上，长期以来积累了一些资料，便编写了《节日民俗故事》。书稿首先写出某一节日的来源、演变，再写此节日国内各地的民俗，最后落脚到怎样看待这些节日，即结合现实，宣传传统文化，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气象。

　　1959年12月本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印了一万册，由新华书店正式向全国发行。此书虽内容不多又浅显，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却有开创之功。20世纪80年代民俗专家叶涛教授在一部著作中用了此书的“前言”，并说这是建国后的第一本节日民俗著作。为了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我又在此基础上写成四十万字的另一本书稿。此书虽未出版，却被许多刊物分别刊出，也已达到宣传传统节日的目的了。

　　【采访人】从文献保护和圣裔研究角度而言，孔府档案是一笔非常宝贵的文献资料。您对孔府档案有没有相关研究?或者说，您有没有参与对孔府档案的保护利用?

　　【骆承烈】位于山东曲阜城内的衍圣公府(孔府)是孔子嫡裔世代居住的府第，府内存留的一些文书、档案，是一批难得的历史资料。这批私家档案中的原始资料，不仅记下了一个典型封建贵族的兴衰史，也可以从各方面体现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真实情况，为历史研究提供生动、可靠的资料。

　　集中堆于孔府书房(文书处)、司房(会计处)的这批档案，最初曾被当废纸卖出一些。后来，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报告国家文物局，派来单士元、李洪庆二位专家，确认这批历史珍宝的价值。不久，南京博物院又派人来指导，之后曲阜文管会派孔昭丕与颜世镛具体整理。我学古籍、教古籍，听说城里文管会有大量的古籍，便多次到孔府的档案室，先是参观，接着请教、学习。实际上是想拜颜世镛先生为师。颜世镛，字冠声，“复圣”颜子(回)七十七代孙，民国时被任命为“复圣颜子奉祀官”，后任曲阜市政协委员。此人道德高尚，文化功底深厚。曲阜文管会请他整理孔府档案，虽然一个月才补助十元(当时干部最低每个月补助二三十元)，但他为了保存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欣然接受了任务，一干就是多年。当时整理的方式是在成堆的文字材料中分门别类，先依时间分为明、清、民国等八部分，再按内容(如袭封、刑讼、田产、工食等)分开以后，装订成册，一些年深日久不好装订的还要用白纸粘贴。我到那里，先是观摩，也动手帮助挑选、归类。旧式档案有很多公文程式、常用术语及大量敬辞，等级分明，又加上一些地方语言、民间俗语，一开始我很难读懂，便向颜老多次询问。他十分耐心地解答，有的整篇向我讲解。与他同时工作的还有一位孔昭丕老先生，据说当年他是朝廷封的“奎文阁典籍”，对孔府档案非常熟悉。他很器重我这个年轻的大学教师，我也很尊重他，昭丕先生也是我的老师。我从两位老先生那里学到许多知识，可称为他们的“关门弟子”。

　　1961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所长——我国社会科学界泰斗杨向奎教授专程到曲阜“淘宝”，要我和郭克煜做他的助手。我们在孔府档案室工作二十天，抄录了许多第一手资料。这二十天对我来说，不仅是帮助杨老工作，也是一次专题进修。这批档案越来越受到学术界重视。1963年，杨向奎教授带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六名科研人员再次来到曲阜，从孔府档案中寻找历史资料。他们六人，加上我和郭克煜、孔令彬，在杨老指导下，进入档案室寻找资料，又从曲阜师大中文系、历史系的高年级学生中选了二十几人参加。我们几人选出的资料经杨老同意后，再给每一件定下题目，学生们则垫上复写纸恭正地抄录。两个月来我学到很多古文献知识，学生中也有四人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文革”中当年复印的三份资料，只有我们的一份保存了下来，“文革”后由山东社科院牵头，中国社科院、山东大学、曲阜师院、曲阜文管会联合，我任常务副主编，由齐鲁书社出版了二十四大本、五百多万字的《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

　　2013年“历代孔府档案文献集成与研究及全文数据库建设”这一项目被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该项目团队以曲阜师范大学教师为主，还组织了庞大的研究队伍。曲阜师大历史文化学院专门调来学档案的吴佩林博士将这批档案整理后输入计算机，使这批国内难得的私家档案在新时代妥善保存，亦适于使用。

　　【采访人】提到了孔府档案，就不得不提曲阜碑刻。由古至今，曲阜保存了大量的碑刻。请简单介绍一下曲阜碑刻的有关情况。

　　【骆承烈】曲阜作为孔子的故乡，历代被尊为“圣地”。历代帝王中曾有十几人专程到曲阜朝圣(清朝乾隆皇帝就来过八次)，有时派专使到曲阜朝圣、祭孔，每次祭完都将祭文刻石永存。历朝文人雅士纷纷到曲阜拜孔、谒孔，留下大量诗文。历代朝廷也将对孔子嫡亲后裔及孔氏族人、四氏子孙优待的内容刻碑永存。它们的主要内容有历代帝王尊孔、祭孔、颂孔碑，历代朝廷赐给孔裔的特权碑，历代文人来曲阜颂孔、尊孔的诗文。此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文字的碑和大量元朝的碑(元朝被推翻后，大量碑刻被毁，只有尊孔的七八幢独存)。更引人注意的还有大量以书法艺术著称于世的汉魏碑刻。这些碑有大有小，有高有低，有真、草、隶、篆等各种字体，碑额、碑身、碑座更各具特色，堪称我国第一碑林，它们有三个特点，一“多”，二“古”，三“专”(即尊孔)。

　　我自十四岁到曲阜求学，抄录第一幢《洒扫户碑》以来，每到星期日、节假日就去孔庙、孔府、孔林等文物点抄碑。关于曲阜的历代古籍很多，除《曲阜县志》《阙里文献考》《阙里述闻》外，我还找到《曲阜林庙碑目》，但它们记的碑都很少，有的还只有目录。我好不容易找到一本《曲阜碑碣考》，也简单得令人失望。这样一来，更坚定了我抄碑的决心。除了平时的教学、科研外，我在星期天、节假日的户外活动便是抄碑。早上带几个馒头，背着水壶，提着包，便去孔庙等处。有的大碑很高，字很多，仰首抄起来很费劲，有的碑残破，字迹不清，要费很大力气瞪起眼来辨识。实在看不清时，从地上抓几棵草擦一擦，趁着湿气辨识。看不懂的字，照样画下来，回校查字典或问别人。抄一阵很累，坐下歇歇，喝口水时，有一些游人围观，还有人说风凉话。有一次在孔林，我攀越山石去抄一块残碑时，戳了马蜂窝，成百的马蜂袭击我，把我的手、脸都蛰肿了，我回到家用碱水洗洗，手、脸恢复好了，再去抄。每次回家后，我依原样整理好，下次再去核对。有时核对几次，确认无误，才放下心来。一幢碑抄完后，再认真附到卡片上，写上名字，记录它的高、宽、厚及碑额、碑身的特点，还记录书写者、篆刻者、刻石者、立碑时间、位于何处等。这种卡片我制作了一千多张。1980年，在古籍整理研究会上，整理古碑的项目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肯定。指导全会工作的王玉清同志称赞整理历代碑刻是“古籍整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侧面”。不久，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将此项目列为重点项目，拨出两万元经费给予支持。这一项目在中国孔子基金会首任会长匡亚明教授指导下立项，杨向奎教授指导，老摄影家孔祥民摄影，经中国孔子基金会的专家委员会讨论通过后，交由齐鲁书社以《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为名出版。责任编辑李兴斌同志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不断提出一些问题，我又到实地校对。这部八十万字的书，从1951年算起，历经五十年，2001年4月终于出版了。

　　《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出版后，《孔子研究》2001年第5期刊发了修建军写的《犯其至难图其至远——评〈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该文指出本书几个特点：第一，通过碑文比较直观地体现了我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态度，有助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第二，这是一部资料集，通过内容，可使人们对实物有详细了解。第三，这是对历史、文物的一种抢救工作。这些碑刻自然损毁、人为破坏严重，如不抢救，将会逐渐消失。这种抢救工作，功德无量。

　　【采访人】“文革”以后，曲阜师院又成立了“孔子研究室”。这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呢?它是不是后来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的前身?

　　【骆承烈】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国家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开始改革开放。国内政治上的寒冰解冻了，思想上的禁锢也放开了，位于孔子家乡的曲阜师院在多年来反孔的噩梦中惊醒，又开始研究起孔子来了。此时研孔的领军人高赞非已逝，年轻人应继承他的遗志继续研究孔子。1979年春，校领导正式决定在校内建“孔子研究室”，由王先进和我负责。王年老体衰，又经过“文革”的惊吓，不敢活动，只是挂名，实际上我是研究室主任。此单位先附于历史系，很快就独立了。1979年国家试行评职称制度，1980年我晋升为副教授，关系还在历史系。在此前曲阜师院与山东大学合并时，学校不重视古代史，我改教《中国近代史》，此时又改过来教《历史文选》《中国古代史》《考古学》。我又可学孔、研孔了。

　　研究室初建，先干了两件事：组织讨论和编资料。1980年1月，孔子研究室开了“文革”后第一次“孔子讨论会”。当时，到会的有院长赵紫生、教务长颜润生，还有历史系书记王清，教师王先进、李毅夫、张迪亚、王洪军，教育教研室的李国榕，图书馆的刘震阳、黄立振、李克正，曲师大附中的王效友。校外有曲阜文管会主任管象敏，曲阜师范学校老领导卢兼三、赵勉和校长翟树杞，另有曲阜一中的王宪彬和一位姓邢的老师，济宁市文物局局长宫衍兴，邹城文管会主任王轩，临沂师专教师孙玮。还有一位专门从徐州赶来的李雅琴，是1961年的老毕业生。会期一天，大家畅所欲言，总的调子是孔子不应被打倒、“三孔”不应被破坏。卢兼三副校长、刘震阳老师谈起前些年否定和打倒孔子的事，言辞激切。此次会议未有人写文章，也未形成会议纪要，但是“文革”后第一次有组织的研究孔子的活动，当时拍下的照片特别珍贵。

　　在学术研究上，我从来重视微观研究，让资料“说话”是第一位的，一开始便着手编资料，以孔子研究室的名义印出。当时印点东西很不容易，铅印更难得，在校印刷厂排版时，他们很难找到一些生僻的古字，有时还要造字，但学校重视，总算克服困难将书稿印了出来。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本孔子研究资料集，共336页，约三十万字。它虽然粗略、简单，却有开创之功。当时印了两千本，寄往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在一些会议上分发，均获好评。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孔令仁教授为获此书，多次给我来信、打电话，直到得到此书后，高兴地说：“我这可对先祖孔子做些全面了解了。”向人们提供孔子研究资料，是研究室(所)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在编此书的基础上，发展为一部更大的资料集——《孔子资料汇编》。

　　1990年，时任山东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苗枫林组织建立了《孔子文化大全》丛书编辑部，计划将一些世上罕见的儒家古籍及重要资料专项出版。《孔子资料汇编》便作为其中之一，正式出版。此书所收古籍、碑刻、竹书、帛书等达一百二十九种，十六开本，880页，200多万字，将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各种书上记载孔子言、行的内容收录。此书之《编辑说明》除写了对这些资料如何选取、如何采用之外，又说：“一九八一年，骆承烈、郭克煜、李启谦等，曾整理编辑了《孔子研究资料》一书……由于此书比较简单和粗疏，显然不能满足研究者进一步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我们重新编辑了这部在资料收集上更为丰富、完整的汇编……”

　　孔子研究室初建时，学校在校内东教学楼二层东拨了一间屋供我们使用，不久扩大为两间。一年后迁到招待所，给了四间。不久，又拨了招待所八间房。后来在中国孔子基金会的支持下，盖了一座小楼供研究室使用。最初只有我一人专职，历史、中文、教育、图书馆等院系部门的一些人兼职。1981年，77级学生毕业，杨佐仁留校加入了研究室，后来又陆续增加到十几个人。1983年经山东省教育厅正式批准，研究室改名为“孔子研究所”，1994年改称“孔子文化学院”。

　　【采访人】“文革”后，给孔子平反成为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件大事。那时候，孔子研究是如何步入正轨的?请结合您自身经历谈一谈这个话题。

　　【骆承烈】1980年在我校召开的孔子讨论会影响很大，海内外研究孔子的学者纷纷与我们联系。我们在与全国广泛联络的基础上，于1983年4月在校内大礼堂又开了一次“孔子思想讨论会”。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学者及孔子七十七代嫡孙女孔德懋女士，齐集曲阜。在历时五六天的讨论中，大家从各方面研究孔子，各谈观点。会后会议组从百十篇参会论文中选出五十多篇，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此论文集由我组织全研究室同志集体讨论、编辑而成。这次会议有两个重点：一是给孔子平反，一是建立孔子研究组织。

　　会上，严北溟教授的文章《“孔家店”要打倒，孔子要平反》引起大家高度重视，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严文将“孔子”与“孔家店”区分开来。孔子是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家店”却是后儒对孔子思想“变异”后的产物，即并非真孔子的“假孔子”。“假孔子”故步自封，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真孔子”主张变革，有许多爱民的思想;“假孔子”讲愚孝，“真孔子”讲正确的孝道……“文革”中对孔子的批判，除了歪曲事实外，就是把后世异化了的儒家思想当成孔子自己的思想加以批判，因此我们认为“‘孔家店’要打倒，孔子要平反”。

　　为了给孔子平反，会上起草了一份“给孔子恢复名誉”的意见书，大会通过以后，交到了上级部门。此后各种报纸、杂志上相继发表研孔的文章等，实际上已达到给孔子平反的目的了。

　　建立孔子研究组织则不太顺利。到会的人是来自全国的老中青历史、教育、政治、哲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背景的学者。他们在发言中都提出建立孔子研究组织的事。如新疆师大教师周东晖说：“孔子思想遍及全国，新疆也不例外，可见孔子影响深远。建立孔子研究组织，才能更好地联络全国，深入研究孔子。”我把这些意见转给校领导后，他们心有余悸，不敢答应，让我说服大家，过几年再说。

　　会后到邹县参观时，北京的几位学者统一了意见，决定在北京建立孔子研究的组织。在泰山参观时，大家形成了决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韩达研究员从泰安给我寄来一封信，附《咏一山一圣》诗一首：

　　东山一柱逞风流，万态千姿作尘烟。

　　只缘一段妖风起，山陷云天缥缈间。

　　此诗名为写泰山，实为未成立孔子研究组织而遗憾。我即和诗：

　　东岳盛名赖岱顶，千古磨炼益峥嵘。

　　勿惜极峰未观日，明朝云破金鸟升。

　　我们二人在诗中各自说出自己的心情，我以积极态度鼓励他。韩达回到北京后，与社会科学院孙开泰等人联合聘请张岱年教授为会长，成立了“中华孔子学会”。但那时候学会还不能真正独立，而是“中国老年学学会”所下辖的二级学会。

　　孔子研究在全国有了进展，曲阜师院更应跟上。1983年孔子研究室升格为“孔子研究所”。建所之初，研究所便以校《齐鲁学刊》增刊之名，出了本约五十万字的书。这本书名叫《孔子研究》，展示了我院教师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老院长的《孔子的思想核心——仁》《略论孔子礼的思想》两篇文章被收了进去，四十篇文章中收了我十一篇。在《编辑说明》中这样写着：“这本集子收录了我院同志迄今已发表的一部分文章。文章发表的时间有早有晚，所处的历史背景也不完全一样，文章涉及的内容和观点各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论说不一。为了更好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古代文化遗产，执行党在学术研究上的‘双百’方针，在现有基础上，把研究工作推向前进，我们在辑录时一律维持文章原貌，让它带着不同时期的历史风尘，同读者见面……”至此，把孔子研究当作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已十分明确。

　　【采访人】20世纪80年代，您曾与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进行过学术互动。请谈一谈这段故事。

　　【骆承烈】梁漱溟先生生于广西桂林，是我国现代新儒家代表之一。抗日战争前，在山东邹平、菏泽等地搞“乡村建设运动”。他要从基层农村做起，探索一条救国之路。这一主张虽因抗战爆发未能执行下去，但他拥护共产党、热爱祖国之情，却彪炳史册。先生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的铮铮骨气，一直被世人赞扬。孔子研究室刚建立时，收到美国寄来的一封信，在美国成立了一个“世界孔子文教基金会”，信封上的孔子站在地球上。该基金会负责人多为各国政要，中国只有一位“荣誉会长”，便是梁漱溟，可见他国际地位之高。

　　1984年，孔子研究室为推动孔子研究的开展，计划编印一本《孔子研究者概况》，向国内外提供孔子研究的信息。在向国内各地寄信时，我们首先想到梁先生。信寄出去不久，便收到梁老的复信，上面说：“1974年，如所周知，有批孔运动。我曾写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送领导阅看，以示不附和批孔……”当我们又一次去信请梁老填写我们印制的表格时，梁老又回信说：“我不自认为是什么研究孔学的专家、学者，无意照表填写。如其外人认为我亦算是研究孔子之一人，而来访问我，那是他的事情……”

　　梁老如此谦虚，出乎我们意料。看来通信了解不到真实情况，我便决定进京造访。这年八月，我专程到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二十二楼梁老住所拜访老人。敲门后，一位年轻人说：“他不接见客人。”当我请他告诉梁老，我是当今社会上专门研究孔子机构的负责人，又是他爱徒高赞非的下属及学术继承人时，老人破例接见了我。九十多岁的梁老，穿对襟小褂，戴瓜皮小帽，清秀隽奇，精神奕奕。他问明了我的身份及来意后，同我攀谈起来。他说：“我是为了救国才研究孔子的。孔子认为要把国治好，先从个人做起。我就从最基层的地方政权做起，搞起乡村建设来。行知(陶行知)搞教育救国，渭川(董渭川)搞职业教育救国，润之(毛泽东)搞武装斗争救国，都是爱国的。历史证明润之对了，我从心眼里佩服。所以1946年我去延安参观、考察，后一直跟着共产党，我认为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对待古文化却不应轻易抛弃，更不能粗暴地否定。所以1974年的批孔运动我不赞成，便写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文章。”当我提出能否阅读、学习一下时，梁老慷慨地从一摞书中找出这篇长达一两万字的文章交给我。我说找人工整地抄好，希望能在我院学报《齐鲁学刊》上发表时，梁老欣然同意。我回来抄好寄给他，谁知等了一年，也无消息。第二年我去北京参加中华孔子学会成立大会时(此时，中华孔子学会已升格为国家一级学会)很难得地见到老辈哲学家贺麟，老革命家、周恩来同志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老辈哲学家冯友兰以及梁老。当我向他问及此文时，他说：“去年刚接到你的抄稿，便被香港一家刊物要去发表了。”他一再对我说“对不起”。这篇当时旗帜鲜明地反批孔的文章只要能发表，我也就没什么意见了。

　　日后，梁老的长子——北京大学教授梁培宽要编梁老的书信集时，我把这几封信都交给他，予以面世。后来，大象出版社又影印了《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内有“致骆承烈”的信两封，还有致他当年搞乡村建设中的另一名弟子、济宁市人民医院的名医孙方成的两封信。

　　【采访人】您可谓是我们单位——中国孔子基金会的一位重要见证人和支持者，直接参与了孔子基金会的创办，并在近4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参加、指导我们的工作。我们特别想听您介绍一下孔子基金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

　　【骆承烈】你们是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你们来到我家采访，我非常乐意介绍一些情况。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人们对孔子的看法也逐渐变化，尤其更加肯定孔子的教育思想。1984年9月，曲阜师院又与中国教育学会在我校召开“孔子教育思想学术讨论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蔡公期、杨焕英、赵岚梵，北京师大毛礼锐、陈景磐，华东师大张瑞璠，复旦大学严北溟，河北大学闫国华，华南师大杨荣春，福建师大黄寿祺，新乡师院许梦瀛，南京大学匡亚明、刘毓璜，山东大学韩连琪、殷孟伦等教授，以及孔子后裔七十七代嫡孙女孔德懋，“孔八府”长孙孔令朋、孔令仁，原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高维真、济宁市市长韩寓群等参加。在四天的时间内，大家对孔子教育思想的许多方面进行了肯定。会后会议组将七八十篇论文编成论文集，由齐鲁书社出版。会议结束后，派我将匡亚明教授送往南京。

　　当时曲阜已经开放，国内外朝圣者、旅游者纷纷来参观。但孔庙、孔府、孔林，尤其“文革”中被毁的周公庙等建筑多年失修，残破不堪。政府虽拨款修整，但钱不多。为了募集些钱维修文物，有人提出建个基金会，让各方捐款以修整文物。有人提出南京的匡亚明先生资格老、地位高，又重视传统文化，县里便派政协副主席翟盛奎找到我，让我和他坐火车去南京。当我和翟走进南京高云岭匡老家中时，匡老问我：“还在南京没走?”我说：“来此又有新的任务。县里请您出任曲阜孔子基金会会长。”匡老诙谐地反问我们：“孔子只是曲阜的吗?”翟副主席说：“是我们山东的”。匡老说：“怎么是你们山东的?是中国的。要成立就成立中国孔子基金会。”我们恳求匡老再和我们一起回曲阜。

　　匡老来到曲阜，住到了孔府西院的国际旅行社。当晚九点钟，匡老让我马上给北京的谷牧副总理打电话。接通后，匡老说：“我在曲阜，人家要我当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你应该当名誉会长。如果你不当，我也不当……你一定答应。如天明前不回电话，就算答应了。”天明前，响起了电话，山东省委办公厅让曲阜方面快些写报告，请谷副总理担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

　　既然是中国孔子基金会，就要由中国儒家方面一些代表人物来组班子。这些年来，我在国内结识的人多，这个任务便交给了我。匡老叫我找三种人：学者、名人、孔子后裔。我便列出一些名单：在孔学研究方面的学者，如历史学方面的杨向奎，哲学方面的张岱年、严北溟、辛冠洁，教育学方面的毛礼锐、陈景磐，考古学方面的罗哲文;名人如周谷城、赵健民、吴富恒;孔子后裔如孔德懋、孔令朋、孔令仁等。第二年在曲阜召开中国孔子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最后将名单定了下来。会上还任命县委书记刘福田为秘书长，又任命了翟盛奎等为副秘书长，牌子挂到孔府，孔府前部西面一个小院为办公地点。基金会下设学术委员会，由匡老自兼主任，辛冠洁为副主任。孔子故里文物委员会主任由刘福田兼任，副主任为孔德懋、翟盛奎，还聘请国家文物局原局长任质斌、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孙轶青、山东省政协原主席李子超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向奎研究员为顾问，组织了十七八位考古、文物专家为理事。基金委员会由山东大学原校长吴富恒等负责，对外联络由外交部原副部长宫达非负责，办公室由翟盛奎、高景鸿、赵翠英、夏祥敬等负责。

　　曲阜虽是济宁市下辖的一个普通县城，但名气很大，我们对外联络时均称“曲阜市”。中国孔子基金会建立后，由匡老提议向上申请，1986年撤县建市。又办了《曲阜报》，匡老为此报写了报头。为了开展孔子与儒学研究，又申请办了《孔子研究》刊物，1986年创刊，当时每季一期，一年四期。后来，我编辑出版《孔子故里史迹考略》，以《曲阜报》增刊的名义出了三辑。

　　当时理事会主要人员一起研究工作时，就三项事进行了讨论：一是对孔子如何称呼(评价)，二是基金会主要用哪个孔子像，三是什么时候祭孔。匡老说，孔子应被称作“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张健教授说“应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匡老的理由是“他的教育是为政治服务的”，张老的理由是“他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从政机会不多”。两人各持一说。在孔子形象上，匡老说：“应该用程宗元先生画的‘三十而立像’。我匡亚明今天是个老头子，但我风华正茂的时候是在抗日战争时、年轻时。对孔子不应用老年像，应用青年像。”张老主张用清人改绘吴道子绘的“孔子行教像”，说：“这个像已被国人认同，‘三十而立像’人们还不认识、不承认。”争论的结果是张老放弃“教育家”在前，匡老放弃“三十而立像”。谈到纪念孔子诞辰在哪一天时，我提出：“我国台湾地区、美国都用阳历9月28日，不科学，为什么跟着他们学呢?我们应用阴历八月二十七，最符合实际。”这一主张被采用了。此主张执行五年后，外国人提出疑问，认为阳历、阴历时间不同，还是换算成阳历好。1989年纪念孔子诞辰2540年前，有学者重新议论起此时间问题。当时本来有两篇文章考证得很好，可以再商量，但有人向省领导汇报后就定下来了，不能改了。

　　在对孔子的评价、称呼上却是大问题。《孔子研究》创刊号《发刊词》以谷牧署名时，对孔子的称呼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从此学术界便定了下来。

　　【采访人】据我们了解，骆老曾大力推动尼山圣源书院在孔子诞生地落地建成。如今，尼山圣源书院已经成为建在孔子故里的一处重要的儒家文化场所。请您谈一谈创办这座书院的原因及其过程吧。

　　【骆承烈】“南有博鳌，北有尼山”，这是21世纪以来人们常说的话，意思是：当今世界经济论坛的高地在海南的博鳌，文化论坛的高地在山东的尼山书院。在尼山书院的创建中，我做了一些事。

　　时任泗水县教育局局长的陈洪夫同志，在推广国学方面很积极，在当地做了不少事，如主办了第二届“中华母亲节”，召开了关心留守儿童的会议等。2006年9月下旬，他邀请到王殿卿、钱逊、周桂钿及香港的刘国强等学者，在泗水研讨传统文化普及的事。当时正赶上曲阜的“国际孔子文化节”，我提议大家到孔子生地尼山去看看。去以前我向大家讲了一些那里的情况。

　　尼山孔庙在距离曲阜城东南约28公里处，居于尼山中峰东麓。作为孔子生地，历代在这里举办活动，直到五代后周显德年间正式建庙，宋仁宗时增扩，明永乐年间重建。这里共有五进院落，殿堂五十多间，历代碑刻十余幢。其旁还有尼山书院，为曲阜“四大书院”之一(另三处为洙泗书院、春秋书院、石门书院)。在尼山孔庙北邻有一四合小院。宋仁宗庆历年间，文宣公孔宗愿扩建尼山孔庙时，建讲堂，立学舍，置祭田。孔庙在宋末兵火中被损毁，元初衍圣公孔思晦复建祠庙，再置尼山书院，现为明永乐时建。正房三间，东西两侧各有配房三间，门内有照壁，门前有明弘治年间立《尼山书院碑》。尼山孔庙大成殿前也有一幢元代的《尼山书院碑》，内容是对孔子先世、父母的赞誉及对他创立学说的赞扬。

　　我兴致勃勃地讲了一些情况，几位学者高高兴兴地驱车前往。走到尼山孔庙门前，锁着门，进不去。大家失望地沿东墙走去，正好一段墙倒了，我们从豁口进去，大家好好地参观了一下。我又对大家说，北面有座尼山书院，是研究儒学的地方。离开孔庙，走近书院，又锁着门，其东墙也有一段倒塌，大家又爬了一次墙，进去看了看。在回来的路上，大家认为学习孔子不能光讲形式，也应用当年书院的形式传播儒学，希望可以再建一个新的书院。

　　2007年6月9日至10日，国际儒联在北京国谊宾馆召开成立“儒学普及委员会”，我和王殿卿提出新建尼山书院的建议，得到与会学者的一致支持。接着在另一会议室，有十七人参加会议，具体议论如何建尼山书院的事，这十七人算是发起人。我介绍尼山原属邹县、泗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划归曲阜，山下的河东岸便是泗水地界。尼山以西曲阜地段中居民区已建满，不好占用，可以在河东的泗水一带选址。这一建议，陈洪夫同志记在心里，回去马上向当时的县委书记田志锋汇报。田书记得知后，说：“这在泗水是天大的好事，这是送上门的大智慧。”但泗水太穷了，哪里拿钱支持这个大好事呢?于是他们马上写了一份报告，希望济宁市出资两千万元，先修一条从高速公路泗水出站口到尼山的路。时任市委书记的孙守刚批了钱，让泗水县马上办。泗水县破例无偿地在圣水峪乡拨出土地100亩，先期拨款100万元为启动资金，由建设部门等成立了工作班子，很快修成了这条路。

　　泗水县的行动感动了国际儒联的学者们。8月13日，在泗水圣源酒店，十几位专家对建书院事项进行了论证，成立了筹备会。田志锋书记为主任，我与王殿卿为副主任。当年在选址一事上，有人坚持在曲阜境内建书院，我引证当年成立孔子基金会时匡亚明先生的说法：孔子不是曲阜的，也不是山东的，是中国的，所以叫“中国孔子基金会”。当时尼山西麓，村庄已经布满，为什么不能在山之东面的泗水地界上建呢?大家同意了这个意见。选址的事定下两个原则：一是离尼山要近，二是不要占好耕地。最后大家便决定将书院建在圣水峪乡南端的岺上，具体方位请原山东省周易学会张晓雨会长勘察后定了下来。至于名称，为区别老“尼山书院”，新书院称“尼山圣源书院”。实际上称“圣源”是有道理的，泗水西流到曲阜，尼山这个地方以前曾属泗水。

　　大家就此书院的性质进行了反复磋商，最后定下“民办公助，书院所有，独立运作，世代传承”十六字方针，充分体现了学者味、书卷气。城里的“圣源宾馆”负责杂务，实际上又给宾馆办了个“宾馆”，但这里主要进行学术活动，县里派陈洪夫全面负责，并从当地师范学校调来金英涛副校长具体管理。

　　尼山书院一面建造，一面向国内外广泛宣传。2007年2月16日，书院先举办了一期国学培训班。这个班均由国内著名的国学专家授课，结业时，以尼山圣源书院的名义发放结业证。学员们兴奋地说：“尼山书院还没建成，就对我们特殊优待。在推广传统文化上，我们一定走在全国的前列。”不久，书院又在安山度假村举办了博士学习班，对外影响越来越大。

　　2008年8月9日，在安山度假村举行的“尼山圣源书院”成立庆典上，邀请了国内外一些著名大学的校领导、专家近百人。美国的安乐哲教授代表国际学者到会祝贺。书院名誉院长、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讲话时豪情满怀、诗意大发，铿锵有力地朗读起朱熹那首脍炙人口的诗句：“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关于书院的院长(旧时称山长)及工作班子，自然要好好地选取。院长的条件：一是儒学专家，二是在本领域中有一定威信，三最好是山东人。经过仔细考虑，书院聘请烟台人、中央民族大学的牟钟鉴教授为院长，山东大学丁冠之教授为执行院长，王殿卿教授为副院长。在牟钟鉴教授任职期满、丁冠之教授去世后，刘示范教授继任院长，颜炳罡教授担任执行院长。其中，颜炳罡教授兼任书院秘书长。第三任院长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张践教授。

　　2013年11月26日，习总书记到曲阜考察，我以“加强文化自信”为题向总书记作了汇报。后来，由国际儒联发起，在位于北京大兴区的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成立了“国学经典教育联盟”。责任人由钱逊、王殿卿、牟钟鉴、周桂钿和我组成，该校于建福教授为秘书长。此联盟在国际儒联领导下，以尼山圣源书院为基地，进行以学国学经典为主的传统文化教育。后“联盟”举办了国学培训班，组织成员在尼山书院实地学习，并到尼山等参观。我曾在一个多星期内讲了十几次课，成员结业时发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签署的结业证书，现已办了二十多次班。济宁市作为孔孟之乡，得天独厚，来此学习的人很多，现在每个县、市的图书馆或文化馆均挂上了“尼山书院”的牌子。

　　尼山圣源书院的建成是个大工程，我在这方面贡献不大，但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我最早在国际儒联提出来建书院;二是“国学经典教育联盟”培训班以我讲课次数最多。

　　【采访人】您过谦了。在我们看来，您不仅对尼山圣源书院的创办有功劳，而且现在又把它的创建过程原原本本地讲给我们，这是非常难得的历史记忆，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尼山圣源书院的历史和21世纪以来孔孟之乡的儒学传承发展情况，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再请教您下一个问题，孔子被历代读书人尊为“万世师表”，但前些年，您又提出一个新的定位——孔子是“万邦师表”。请您谈谈对“万邦师表”的理解。

　　【骆承烈】从前，曲阜衍圣公府(孔府)门口曾贴一副对联：“天下文官祖，历代帝王师。”这是依据清朝康熙皇帝亲题“万世师表”而来的。人们走进曲阜孔庙最后一座殿堂圣迹殿时，可以看到正面嵌着宋人绘的孔子形象刻石，其上面有煌煌四个大字“万世师表”。人们读了以后，都会想到孔子是每一个人的老师。我学习、研究孔子思想五六十年，结合当今现实，悟出一个道理：孔子思想遍及世界，孔子应被称为“万邦师表”。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集会时，诺贝尔奖得主、瑞典物理学家阿尔文在大会上提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从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那里寻求智慧。话音刚落，便得到全场热烈响应，与会人员一致赞成这一说法。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为世界各国所知。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孔子在国内外的地位越来越高。2004年在曲阜孔子研究院召开的世界儒学大会上，我发表了一篇论文《“万邦师表”孔夫子》。此文一出，引起与会者高度重视，大家都觉着这一提法有道理。

　　先说“万世师表”孔夫子。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生活在奴隶社会末期，未被重用。然而，自封建社会以来，代代皇帝尊崇孔子，历代百姓拥戴孔子。他的言行历代不绝于书(笔者主编的《孔子资料汇编》仅魏晋之前记其言行的各种古籍就有129种)，其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成的《论语》被人们奉为圭臬。截至民国以前，《论语》注本已有2000多种。古今学者研究其思想者，史不绝书。孟子说孔子的学问“集大成”，司马迁称赞孔子德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王充说孔子是“道德之祖”，魏文帝的诏书中说孔子为“亿载之师表”，宋徽宗说孔子为“百世之师”，清康熙帝称之“万世师表”……

　　再说“万邦师表”孔夫子。孔子不仅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伟大的教育家。

　　孔子在世界教育史上的地位也很高，被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美国传教士卫三畏曾说：“孔子的著作同希腊和罗马哲人的训言相比，它的总旨趣是良好的，在应用到它所处的社会和它优越的实用性质，则超出了西方的哲人。”作为教育家来说，孔子在实践的基础上创造出许多理论，除一般的教育原理外，诸如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成人教育学、终生教育学、职业教育学、心理学、逻辑学、体育教育、美育教育等方面也都有涉及，且达到一定的高度。孔子是一位综合的教育大家。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上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影响越来越大。2004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和济宁市人民政府分别致函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提出申报“孔子教育奖”，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经过认真研究、比较，2005年全票通过设立“孔子教育奖”，一年颁发一次，一次颁发两份。每年9月26日“国际孔子文化节”前在孔子家乡曲阜颁发。第一次颁奖是在2006年，我和当时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杜越作为电视嘉宾。人们盛赞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

　　我这篇写孔子“万邦师表”的约16000字的文章，在世界儒学大会上与大家分享后不久，得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孔子基金会等十几家学术机构学者的赞赏。此提法也已得到国内学者广泛认可。

　　【采访人】饮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我们了解，您对孔府菜也很有研究。请谈谈您对孔府菜的认识和理解。

　　【骆承烈】人们把中国的饮食文化称作“国宝”是有道理的。中国在菜肴上有“八大菜系”，其中“鲁菜”是历史最久、发展地域最广的菜系之一，几乎北方各省及东北各地的菜系均与“鲁菜”有关。“鲁菜”实际上是以早期滨海的“福山菜”及内地的“孔府菜”为代表。几十年来我有幸参与了这方面的工作。

　　1984年，曲阜县商业局邀请我参加一个会。到了曲阜宾馆，全屋的人我只认识一个——当年的学生殷启发。他是烟台饮食服务公司的经理。知道我是研究孔子、孔府的，就请我来参加“孔府菜”的活动。此次活动由山东省饮食服务公司委托，烟台饮食服务公司参加，在曲阜党政机关及曲阜饮食服务公司的支持下，召集当年在孔府任过内厨的葛守田、葛景玉、彭俊德、葛长田、孔庆德、孔昭臣等著名老厨师，共同回忆当年孔府菜的名目，每项菜的原料、制法、特点，以及与此菜有关的各种故事、传说。老厨师们大都在孔府工作多年，自己有许多技艺，也分别带过一些徒弟。孔府菜多是口、耳、手相传，不成文，没被记下来。日久天长，这些技艺难免消失，现在政府组织人员进行挖掘、回忆，正是传播自己多年手艺的好时机，老人们都高兴畅谈。在大家共同回忆的基础上，由八十七岁高龄的孔府主厨葛守田主述、青年厨师沈学田执笔、山东饮食服务公司赵勤俭科长总纂，编写了一本囊括300多种孔府菜的书，取名为《中国孔府菜谱》。此书编委会请孔子七十七代嫡孙女孔德懋题写了书名，全国人大原常委、末代皇帝溥仪的胞弟溥杰先生题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烹有术，民食为天”。全书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86年4月出版。出版前由我执笔以匡亚明、骆承烈的名义为此书写了《序》，主要内容为：

　　……孔子的饮食生活和现在的《孔府菜谱》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说有联系，因为现在的孔府和孔府菜都是利用孔子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声望和孔子有关饮食卫生、养生之道的言行，而由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和孔子后裔逐步形成的，说有区别，则因按司马迁的说法，孔子本人仅是“布衣”(平民)，不可能有现在宏大规模的孔府和独具风格、丰盛多采的孔府菜……

　　孔子的饮食观和养生之道，可以概括为如下四点：

　　第一，孔子讲究饮食科学。提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失饪，不食”“不时，不食”“不得其酱，不食”等。孔子是我国重视饮食的第一人。

　　第二，孔子特别强调饮食卫生。他说过“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不撤姜食，不多食”，以及“食不语，寝不言”等，均有科学道理。

　　第三，重视饮食中的量及度。他说过“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是说即使肉类食物丰富，也不应使其总量超过主食的总量。“唯酒无量，不及乱”，是说人的酒量有大有小，但不要超过“度”。

　　第四，孔子还讲究饮食时的礼节。如“有盛馔，必变色而作”“有酒食，先生馔”“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等。

　　孔子对饮食的种种论述，体现出当时的饮食文化水平，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出书的当年，“孔府菜研究会”成立。当时曲阜的副县长鄢辉增任会长，我任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孔德懋任名誉会长，几位老厨师及孔祥铸老先生任顾问。在成立会上，我写出《赞孔府菜》：

　　海岱钟灵地，孔孟管葛家。鲁馔驰遐迩，府菜誉中华。精细遵庭训，色香味形佳。庖厨登大雅，刀勺连天涯。

　　这首诗发表后，引起不小反响，许多厨师认为给自己正了名。当年人们看不起的“勤行”“下九流”“厨子”，如今登上大雅之堂，自己的工作既是技术，也是艺术。“孔府菜研究会”成立的时候，我们从北京把孔德懋接来，老厨师们见到孔德懋，一个个恭敬地尊称她“二小姐”。

　　孔府菜这一技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很快便推向全国。几年后再次开会时，我被选为会长。我们组织厨师们到新加坡、德国展示孔府菜;为了庆祝香港回归，在香港组织了大型的孔府菜品尝会。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孔子教育奖”，获奖者在曲阜吃“孔府菜”。事先我组织几人制订了菜谱：孔府一品锅、一卵孵双凤、金钩挂银条、带子上朝、三思而行、圣书香、韦编三绝、鲁锦添花、一品豆腐、烤花揽鳜鱼、尼山踏青、诗礼银杏。

　　为了发展孔府菜技艺，我们办了四期培训班，培训出200多名孔府菜厨师，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2005年我们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孔府菜论坛”，又出版了《正宗孔府菜》《圣地话饮食文化》《中国鲁菜文化》等。2011年我们又在济宁市建立“孔府菜联盟”，有了会徽、会旗，以及由我作词的“鲁菜飘香满天下”的会歌。此后，几乎每年我们都举行孔府菜评比活动。

　　2011年“孔府菜烹饪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老厨师彭俊德之子彭文瑜为传人。他已带出近百名徒弟，遍布省内外。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山东馆的菜品是孔府菜，曲阜御书房孔门官府菜每日经营额达八九万，而曲阜国宾馆为宣传孔府菜制作的视频被多次播放，受到国内外更多人士的关注和欢迎。

　　社会在发展，事物在变化，孔府菜相关节目多次在中央电视台、山东电视台、邻省电视台及济宁、曲阜电视台播放，《中国烹饪》《中国鲁菜》等刊物不断发表相关内容。此外，孔府菜也在不断创新。这些年来我一直提出“尊重传统，改革创新”的主张，孔府菜厨师有了许多创新，如由名厨张仰金创制、我命名的“列国行”“圣书香”菜品，曾在全国评比中获二等奖。我们正在为孔府菜走向新时代、走向全世界不断努力。

　　孔府菜传人彭文瑜打算写一本《孔府菜技法》，邀我写了“序”，但一直没出版。曲阜儒源文化集团孔子礼仪文化学校的年轻人做了不少工作。他们遍访孔府菜厨师，将孔府当年各种宴席的菜品、规格，详细列出，加以评论，并加上一些结合现实的创新菜，出版了一本书，取名为《孔府菜》，邀我写出“序”来，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孔府糕点传人周传梅找我，要在此事上开展活动，也是一项重要举措。

　　【采访人】谈到了美食，就不得不提您的养生之道。中国哲学界有个现象，就是长寿的哲学家、思想家特别多。目前，骆老也已年近九旬，但身体这么硬朗，精气神这么饱满，和我们交流，依然这么健谈，许多往事您都记忆犹新。请您谈谈自己的养生之道吧。

　　【骆承烈】身体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财富。我从小身体纤弱，三岁时出疹子怎样也出不来，吃了几个樱桃便出来了。但体质仍很差，每吃过晚饭，肚子就胀，母亲或哥哥领着我遛遛才好些。我上小学时，处于日伪统治时期，经常处在惊恐中，身体也不好。中学以后因为经常在家挑水、推磨，放了学就劳动，身体好了一些。自从离家到曲阜上师范学校后，一是意识到将来要当教师，一是知道师范生大都分配到农村教小学，生活会更艰苦，便下决心锻炼。为了锻炼身体，我每天有计划地练习长跑。日子久了，身体便壮了。上大学后，主还是跑步，有时练练双杠的基本动作。当时推行“劳卫制”，每个学生体育测试都要达标。我百米跑过13.1秒，算是快的，1500米在班内也是前几名。到曲阜师院工作后，我仍坚持长跑，建校初期师生百余人越野赛，曾得了第七名。因为身体较好，我便练举重，当时很少人练，居然得到机会到济宁参加运动会，得了轻量级第二名。我当时二十岁入校便教课，是工会文体委员，组织教师文体活动，自己当然应带头。“文革”时我三十六岁，正是身体强壮时，当时到八宝山拉石头，两人一辆地排车，一次拉几百斤，从山上拉下来，再走30多里。有一次同伴没来，我一个人照样拉几百斤石头。

　　我这些年研究孝文化、老年问题时，认为一个人要长寿有五个条件：心理平衡、与人为善、家庭和睦、生活规律、环境优美。因此身体健康及长寿的大权从来掌握在自己手里。

　　1995年秋，我在“华东六省、京津沪渝四市老龄工作暨老年学学会联席会议”上发言时，说起养生保健的“八字方针”，上海《自我保健》杂志记者牛飚曾作过专题报道。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坚持执行这八个字。自己称“方针”，实际上是从几个方面对自己的要求。此八字为：活动、营养、向上、舒畅。

　　第一，活动：人在社会中生活，就应不停地活动。古人说“一生之计在于勤”，懒了什么事也做不成，只有勤劳、勤恳、勤快才能出成绩。这应指身体和头脑两方面：生命在运动中生长、发展、前进，只有不断活动，加强锻炼，身体素质强了，才能远离疾病，心情舒畅。活动有多种方式，因人而异。年老了，可以打打太极拳，坚持健步走。头脑活动就是不停地想事，加强与各方面的联系交往，不要因为老了就自甘寂寞，应主动地时常与家人、朋友谈谈心、说说事。常看看报纸、电视，关心国家大事，把自己的活动与家庭、社会、国家联系起来。善于接受与理解新事物，享受新时代、新事物带来的实惠。常参加社会活动或做个帮助别人的志愿者，在活动中获得幸福和愉快。

　　第二，营养：“民以食为天”，人人知晓，但怎样吃喝却有学问。要提倡杂食，什么东西有什么样的营养，不要挑三拣四。注意饮食卫生，注意饮食的量与度。好东西也不要吃太多，不要使胃经常处于饱和状态。要戒烟限酒，老年人可适当饮点酒，但不要多。可以适当喝些牛奶，吃点补钙、补硒的药物，但不必吃太多的保健品。老人应少吃多餐，按时进食，科学用膳，少用药物，保证健康。

　　第三，向上：一个人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应一直保持积极向上的情绪和态度。人老了，各种器官老化很正常，但要科学对待。思想上不要认为自己老了、干不成什么事了、该享清福了，应认识到退休并不是生命划上句号了，而是划了个分号，还应该再从另一些方面做贡献，即老有所为。要心情舒畅，每天都应干点事。在家买菜、做饭、照顾孙辈、支持子女工作是奉献;在单位、社区做些公益事业也是奉献;自己努力学习、提高，教育年轻一代也是奉献;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干事业、搞科研、写文章、著书立说也是奉献。当然这些要因人而异、量力而为。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自己觉着什么都不行了，那就真的不行了。不论从哪方面做出成绩，都是幸福。时时获成绩，时时得幸福，活得就会更有意义。

　　第四，舒畅：一直保持愉快的心情，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是不要生别人的气，一是不要自己找气生。自己某些方面差一些，别人看不起，不要生气;有时自己做的事别人不理解，对你说闲话、怪话，也不要生气;自己把事情做好了，成名了，别人嫉妒、讽刺，也不要生气;有人出于不良目的，利用权力，做出些不利于你的事或无端制造障碍，也不要生气。自己只要走得正，站得直，就不怕别人不理解、说闲话，乃至打击、报复。不应以此影响你的情绪，乃至“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总之，不应以别人的不恭敬当作折磨自己的工具。另一方面是自己不要找气生，这主要表现为攀比。大千世界，人事各殊，人人有不同的情况，“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人在某些方面只看到别人的好，如人家的房子好、车子好、孩子好、工作好，有人的水平比自己差很多却高居自己之上，于是越比越难受，越比越生气。比来比去，除了自己气自己以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古人说“知足常乐”。思想上一直处于稳定积极的状态，对自己、对家人都有好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迅速。我虽然早在1958年春天便被山东省授予“先进生产者”的称号，但不能吃老本，要在新形势下立新功。我自2000年六十五岁退休以来，已过了二十多个年头。这些年来我都是本着这八个字的精神走过来的。为了保证身体健康，戒烟限酒，科学膳食，睡眠正常，每天保证走一万步，从来不生气，多次体检都健康无病，平时坚持学习、写作，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研究孔子、儒学等方面，退休前出过15本书，退休后又出过51本书，主编过37本书。我到20多个省开展过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孝文化、儒商文化等内容的学术讲座，其中主要是退休后应邀去讲的。同时我也在国内外一些学术团体中任会长、副会长、顾问等，均能干些实事。2008年我被国务院六部委授予“中华孝亲敬老楷模”提名奖。我撰文并担任学术顾问的《文化巨人孔子》获“中国文献记录片二十年(1986—2006)优秀作品奖”;为形象地普及《论语》，我创意、改编并任总顾问的102集电视片《演说论语》于2011年获得中国广电学会“百家奖”一等奖、个人“创意奖”“撰稿奖”，次年又被授予“发明创新奖”、山东省“精品工程奖”。中国教育学会为鼓励我在教学方面的成绩，2015年授予我“烛光奖”。1997年我获吉尼斯世界纪录“收集孔子像最多的人”，2015年以我主编的《新编二十四孝图》为内容的30米长的大碑再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采访人】据我们了解，您曾回顾您八十多年人生经历，将其概括为八次大的转折。可否简单介绍一下这八次转折，这些经历对于我们了解您的学术历程和文化思想，必定是非常有帮助的。

　　【骆承烈】人生如潺潺的流水，有时顺畅地流，有时缓缓地流，有时遇到石头等障碍物也是很正常的。我们年轻时遇到些困难，吃些苦，是终生的财富，如果一直在温室里长大，自然经不住暴风雨。暴风雨袭来，忍受下来就是胜利，这又会成为日后的财富。我这八十多年经历过许多事，是生命中一次又一次的转折点。

　　第一，幸未加入三青团。我初中一年级在济宁中山中学上学，当时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每天放学前，我们都要全校集合，由校长和主任训话。有一天，训育主任说：“我们学校重点发展三民主义青年团，每个有志青年都应加入。现在排起队来到礼堂听讲。”我在家经常听父亲说要努力学习，将来挣钱养家，什么政治活动不要参加，便从队伍里走了出来。和我一起出来的有中医世家的鲍振乾和出身商人家庭的徐传钰。第二天上课前，除我们三人以外，大家都在填表，他们都成为三青团员了。过了几天，学校在大会上宣布党团合并，所有三青团员一律也是国民党员了。有些人为此高兴，我们则淡然处之。“文革”开始后，我刚从济南的“四清工作队”回来，有人便贴出大字报，说我“多年来教中国古代史，吹捧帝王将相，美化孔子，把一些‘大毒草’教给学生，毒害青年”。但我个人、家庭、社会关系都没有任何问题，他们硬说我是三青团员。但我从来不承认，一口咬定过去档案里有我的名，有我填的表，我就承认。如此过了三四年，他们真找到当年的旧档案，没找到我的名字，才算罢休。

　　第二，未当流亡学生。1948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而国民党到处抓壮丁，抓不够又在青年学生身上打主意。他们在济宁败退之前，提出迁校的主张，说迁到安徽阜阳继续上课，以后再回来。很多学生听他们的话要跟着去。我不愿走，父母也不想让我走，四叔却让我走。四叔是布经纪，在布行里传递信息，介绍雇主，曾一度很挣钱。他无儿无女，按传统我应该过继给他，所以他对我特别关心。他来到家中，拿出十块大洋，向桌子上一放，要我随学校南下。父母不同意我走，他们闹僵了，便征求我的意见。当时我才十二岁，个子不高，也没出过门，连三青团都不加入，表示坚决不走，气得四叔狠狠点了下我的头，他拿起钱来就走了。所谓“迁校”去的学生，到阜阳便成为“青年军”，给国民党当了炮灰，还有的流落到南方，自此很少回来。

　　第三，未去东北去曲阜。济宁解放后，我马上上了共产党办的学校，为济宁联合中学(后为济宁一中)1948年的第一批学生。1950年我初中毕业后，因成绩好，高中可免试入学，但家里很穷。父亲给资本家忙了半辈子，被无理解雇，一气之下病倒，导致半身不遂。母亲在人民医院当保姆，两个哥哥当店员，只管吃，没有工资。妹妹十二岁便当了童工。堂兄骆承运让我到铁厂当学徒，父亲让我当小贩，也好挣点钱养家，我都不愿干。为了找个吃饭的地方，我便报考了吉林市林业中专，学校管饭，还有助学金，招生的人根据我初中的成绩，录取了我，说回去就寄录取通知书来，由济宁一中教务处范老师代收。我等了二十天，找了好几趟，都没消息。后来范老师说他把通知书弄丢了，我当时十分埋怨他，但是也没有办法。正好有同班里年龄大一点的同学到曲阜报考师范学校，我也跟着一块去考，这一来就进入了教师行列，改变了命运。

　　第四，未能保送参军。在曲阜师范学校上学时，正赶上抗美援朝。为了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方动员参加志愿军。我们先是到社会上宣传，后来很多人纷纷报名参军。1950年入学不久，我要报名，家里不同意。到了1951年春天，全国人民都在为抗美援朝做贡献。学校的任务是派十几个学生去军事大学训练三个月，然后到抗美援朝志愿军中去当排长或班长。这时父母、兄长都同意我参军。回到济宁，家里给我买好毛巾等物品，我与两个哥哥一起照了相，准备马上回校参军。但学校接到省教育厅转教育部的通知，后师学生属于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应在建设祖国上努力，暂时先不要去保卫祖国。一封公函由学校寄回家，我也由被欢送的志愿军变成欢送别人的学生了。这封公函我留了五十年，曲阜师范大学校庆时，送交了母校展览馆。

　　第五，实现了上大学的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后师(中师)生、前师(初师)生，学校管饭，还发少量助学金，但毕业后至少要当五年教师，才许变动工作。我考上曲阜师范学校后学习起来很努力，也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两年内除学文、理科以外，也重视音、体、美。1952年临沂老区特别缺教师，尤其是音、体、美老师。毕业前，学校对我的评价是音乐“合格”、美术“基本合格”。班内同学纷纷被分配到临沂地区各县、乡、镇教中学。我当时还未被具体分配，省里通知：每班抽调两个学习好、表现好、有培养前途的学生到刚组建的山东师范学院上大学，后四丙班便抽出了我和沈景昭。至此，我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成为山东师院第一届本科生。

　　第六，躲过“反右派斗争”。1956年我被分配到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当助教，第二年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我当时任校工会委员、团支部委员，业务上冒尖，正有可能出问题。但此时学校刚办校报，主编黎明是工农干部，把编报的任务及写社论的工作都交给了我。我便一切依上级的政策和要求来说话、办事。当时大家在食堂吃饭时，老同学说我假正经，不敢提意见，天天敲着饭桌骂我、讽刺我。我不敢说一句不合时宜的话。现在想来，我幸运地躲过了“反右派斗争”。

　　第七，“右倾”“白旗”未沾边。“反右派斗争”以后，我又经历了“反右倾”斗争。当时，“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大跃进’早了”“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这些话如果从工作人员口里说出来，尤其是从教师口里说出来，便是“右倾”，要拔他的“白旗”。当时历史系只有王阁森和我是“讲师”，是“高级知识分子”，也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王阁森引用别人的话，说了些评论“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的话，便被批判。而我却安然无恙，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句发牢骚的话也没说过。1957年秋冬及1958年春，我参加国家文物局的文物训练班，这个被后来的文物界称作“黄浦一期”的训练班，当时有一百多人，我是历史助教，也是考古学员。从曲阜鲁都到临淄齐都、大辛庄商代遗址、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我忙了大半年，主要任务是钻探。我拿着探铲天天钻，劳动量很大，也真学了些东西。那一段时间我对大炼钢铁、深翻土地没有实感，一句出格的话也没说，所以“白旗”拔不着我。

　　第八，万幸揪出“四人帮”。在“文革”及以前的一段时间里，读书的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贵族”，“文革”中更被诬为“臭老九”。那几年，我在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里三进三出，他们批判我，我不服气，进行争辩，作为“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在一些人眼里我是最该被“教训教训”的人。我除了参加重体力劳动、校内被重点批判、拉到孔庙被重点批判外，一些人一直认为我是跟“红色新政权”不合作的人。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欢腾，正邪分明，我还继续以人民教师的身份活跃在教育战线上。

　　唐僧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当我活跃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战线上，被人们尊敬地称作“老教授”时，我常说：“我是靠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助学金长大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子弟兵。党给了我多次生命。”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生融入党的事业，在实现伟大梦想的途中，我愿意起到一颗螺丝钉的作用。

　　来源：《儒学学者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