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在接受中国政协杂志采访时表示,中华民族的文化是能够屹立于世界的文化。树立文化自信首先要做到文化自知,要真正了解它的内涵,理解它的真精神。只有看清了中华民族曾经走过的路,才能坚定现在的路,并且相信这条路越走越宽。 本刊:文化自信当前被置于一个很高的位置。从传统文化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您认为文化自信为何受到如此重视? 杨朝明:文化自信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民族要实现复兴,必须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意识。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必须是有文化立足点的民族。民族的文化立足点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逐渐形成慢慢看清的,中华民族从历史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们只有了解了学术的中国、思想的中国,才能走出历史的迷茫,看清楚中华民族的文化立足点。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连续的,是不能割裂开的。现在很多人把文化分成三个阶段,即传统文化、近代以来的革命文化和建设时期的文化。这样的区分当然没有问题,但我们在看到它的阶段性的同时,还要看到它的连续性。比如说革命年代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他们的精神和价值取向与传统文化是密切相关的。建设时期的很多人,比如雷锋身上体现的美德,也是从传统中一步一步流淌过来的。 传统文化就像是一条河,它有它的源头,有流淌的过程。什么是传统文化?其实就是历代形成的,在现实中仍然活着的,也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我们呼唤文化自信,恰恰证明我们现在需要文化自信,需要对自己的文化有更多的了解。中华民族和谐共生了几千年,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深层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有属于自己的伟大文化,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它。只有了解它,只有理解它,才能进一步发扬光大。只有进一步发扬光大,才有可能指导我们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这是将文化自信放在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杨朝明:文化自信提出的一个背景就是我们中国人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人当然要走中国人自己的道路,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但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了太多的屈辱,失掉了对自己文化的自信。有些人盲目崇拜西方,认为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他们不知道中华民族的文化,通过几千年的形成和发展,通过在历史进程中的一步一步的调整,已然成为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已然成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支撑。 有人对中国道路指指点点,还有些中国人对自己的制度不够自信,可他们不了解,中国的道路和制度都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质。比如我们的政治制度闪现着儒家“选贤与能”的理念;比如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提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为公”正是儒家的理想,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一以贯之的不懈追求。“公”与“私”相对应,“天下为公”强调的正是公共意识、公德意识,即人的社会性存在。例如在一个家庭中,每个人都是家庭的一员,每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义务。一个单位是这样,一个国家是这样,放到全球的范围,也是这样。这与一些西方国家只顾自己利益的行为相比,高下立判。 再比如,荀子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用礼来治理国家,就相当于我们以前用的称,一边是秤砣,一边是物体。物体增加或减少,秤砣就进行相应的移动,以达到新的平衡。移动有特定方向,移动多少是距离,移动快慢是速度,实现了方向、距离和速度的高度统一,才能实现平衡和谐,这样的平衡显示出来的是观察和处理事物的整体观念和系统意识。西方也讲究公平,司法女神左手持长剑,象征正义;右手持天平,代表公平。但实际上天平只是一个简单的平衡。中西之别,在这里体现得很形象生动。 中华民族的文化值得我们骄傲,中华民族的发展正是不断调整自己的处世伦理,从而指导我们的思想,让我们遵道而行、循礼而动。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自己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真正了解了它的内涵与特质,真正理解了它的内在精神,就会明白这是能够支撑我们屹立于世界的文化,是能为全世界提供智慧的文化。由此,我们也就会更加回首自己走过的路,进而坚信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相信这样的路会越走越宽。 本刊: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方面,您认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杨朝明:现在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困扰是,我们现实中存在的种种令人不满的问题,其责任往往被不加思考地推给传统文化,民众对传统文化也常常产生误读。 比如,有人认为山东近年来落后是因为“官本位”思想严重,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其实儒家讲的是“官本分”,而不是“官本位”。儒家的所谓“正名”主张,实际上就是要人们按照自己的社会身份做好自己,“官本分”就是“为政以德”,“政者,正也”。儒家对于为政做官的人要求很高,强调为政以德,希望以为政者的“正”来引导天下的“正”,孔子选编《诗经》的标准是“无邪”,儒家修养强调“端身”,我们的二十四史称为“正史”,都是着眼于那个“正”上。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出在帝制时代的扭曲。在秦汉以后的帝制时代,我们的文化在和社会结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片面强调君权、父权和夫权。所以现在一提到儒学,就被认为是封建的、落后的、保守的。帝制时代扭曲的文化常常被不断放大,而关于传统文化的真精神却常常被遗忘。所以,树立文化自信,必须讲清楚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讲清楚儒学的真精神是什么。搞清楚这一点,我们才可能摒弃糟粕,发扬光大优秀传统文化。 本刊:对于弘扬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启发大家文化自知,树立文化自信,您有什么建议? 杨朝明:我认为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些年我一直在曲阜工作,曲阜作为孔子的故乡,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这里可以看作传统文化发展的晴雨表。目前来看,即便是曲阜这里,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远远不够。所以说文化自信的树立还需要一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但是,对于前景我是非常乐观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弘扬发展优秀传统文化非常重视。2013年10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考察,召开了座谈会。我很荣幸能够全程陪同总书记参观考察。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将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这些都透露着一个重大信号,那就是大力弘扬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国家重视了,党和政府重视了,越来越多的人会开始理解传统文化的了不起,做到文化自知、文化自信。 在具体推动层面,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文化自信的树立,干部是主导,学校是主场。中国传统上“以吏为师”,价值体系建设的关键在“官”,所以干部的思想问题解决不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不了。干部首先要做到文化自知、文化自信,并且切实去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干部的思想问题解决以后就要用心于教育,“百年树人”,一年一年坚持下去,若干年以后必然会收到良好的成效。 本刊:优秀传统文化最终是要服务于现实发展的,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此您有什么思考? 杨朝明:传统文化的“两创”命题提得非常好,这恰恰是儒家“时中”思想的要求,符合中道传统。它主要的内涵包括两方面,所谓转化其实就是继承,没有继承何来转化?这是在继承基础上的转化,要继承其合理的内核或真精神。它的另一个内涵就是现实感,就是将优秀传统注入时代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例如孔子所创立的学说,它属于他的那个时代,但超越了那个时代。孔子思考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是从他那时具体的现实中抽象出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根本法则。所以,创造性转化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把那种内在精神在今天的现实中去释放,去光大。比如儒家讲“仁者爱人”,今天更应提倡互相关爱;儒家讲孝悌,就是从孝与悌出发,通过孝培养人的爱,通过悌培养人的敬。所以说“两创”要求我们不拘泥于过去,要关注现实,把握历史与时代的高度统一。 传统文化要服务于现实,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落地。我今年的提案,一件是关注工商伦理的,建议建设儒商学院,在企业文化中注入传统文化的内容,我们要有意识地树立优秀企业家的样板。另一件提案关注乡村振兴。现在有些乡村文化生态严重失衡,建议弘扬乡贤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在农村培育新乡贤,使其与政府相互为用,作为一种道德标杆,引领农村和农业的建设,这对于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很必要。 (本文原载《中国政协杂志》2019年第08期,原标题为《全国政协委员、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谈“文化自信”:看清来路,才能坚定脚下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