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潮诗歌第一人——食指(郭路生)续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李木生等 人气: 发布时间:2006-06-24
摘要:

● 食指飞越疯人院 一个纯粹的大诗人
● 冬日的阳光——郭路生与翟寒乐

 

食指飞越疯人院

一个纯粹的大诗人

王珏

    有人问北岛,刚开始写诗时,谁对你的影响最大?答曰:郭路生。即食指。 
 
    1970年年春,北岛与朋友到颐和园划船,一人站在船头朗诵食指的诗:“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诗中的那种迷惘与苦闷深深触动了他们。北岛说:“那正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以至一代人的心境。”
 
    三十多年过去了,曾用《相信未来》的光辉命题,照亮一代知青灰暗命运的食指,至今仍在写诗。同行评价他是迄今唯一一个坚持纯粹创作状态,与世俗生活保持距离的大诗人。
 
    拨通他家里电话,线的那端传来温和的应答。一听是陌生的声音,食指很快变得非常的警惕,急切地连问三声:你是谁啊?怎么知道我家电话呢?谁告诉你的?“我回答是一个他的好友,食指紧张得有些颤抖的声音才慢慢平稳下来,但依然十分小心,语气礼貌但生分。

困境中创作 

    对于采访的要求,57岁的食指对27岁的记者说:“王老师,谢谢您的关心。真是很抱歉,从院里出来后,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不想接受采访,请您理解。” 
 
    他说的“院里”,指的是京郊昌平县的一座精神病院—北京市第三福利院。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患病,八十年代中期病情加重,1989年母亲去世因无人照料被迫入住。食指前前后后在精神病院住了十多年,品尽人间孤独凄凉、艰辛困窘的况味。 
 
    记者遵照朋友的吩咐,绕着大圈子和他说东说西,食指渐渐放松,简短地透露了一些生活状况。 
 
    帮助他走出疯人院的是一位名叫翟寒乐的中年女士,比食指小六岁,1969年15岁时当兵到北京,在总参大机关里从医多年,后来转业到一家卫生学校工作。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寒乐在媒体上几次读到关于食指的报道和他的作品,内心深受震动,于是独自前往偏远的福利院,看望素不相识的食指,并为他多年来在困境中不甘沉沦,始终坚持读书写作的顽强精神感到敬佩。 
 
    2002年初,她毅然决定把食指接出来跟自己生活,经她在生活上的精心照料,与精神上的充分激励下,食指身心状况奇迹般地迅速好转。 

新诗集面世

    2005年国庆节,一家人喜迁新居。相熟的友人透露说,新家虽然地处偏远的京城西北郊,但比起原来蜗居多年的城区旧居,面积要大几倍。家里倒没甚么奢华摆设,但仅凭挤满客厅、阳台、书房的绿色植物,就足以让人感受到温馨的家居气氛。 
 
    最令人羡慕的是,家门外,夫妻俩居然开垦了一块“自留地”,种了大豆、葫芦、向日葵等,小日子颇有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 
 
    即使隔着精神病院大墙,依然敏感于墙外世界的食指,现在当然继续写诗。就在不久前,他还应友人之邀,前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课吟诗。在场者描述,57岁的食指除了略为有些弓背外,身体看上去不错,思维也颇为清晰,更为难得的是仍然和三十年前一样激情澎湃,记忆力超强。 
 
    我问食指最近有什么新作问世,他谦逊地说,不多,纯属有感而发。据他透露,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一本他的诗集,除了《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旧时华章,还有十几篇他走出精神病院后的新作,其中有一篇名叫《冬日的阳光》,写给照亮他苍凉命运的妻子翟寒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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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阳光——郭路生与翟寒乐

李木生

  作为乡亲,我从不喊他食指,总是叫他路生哥。
  十年前,我去坐落在北京市昌平区沙河外镇北大桥东侧的北京第三福利院(收养“三无”复退军人中的精神病人及社会精神病人),看望我的乡亲路生哥。天正炎热,病着的路生似乎被久违的乡音阴凉着,忧郁的眸子里就有了一种童稚般的喜色。
  返鲁的火车上,读着路生的诗,就好像我们还没有告别。夜深了,灯熄了,我就靠坐在卧铺车厢洗脸间的台壁上读他的诗。一本《诗探索金库·食指卷》,竟让这个不眠之夜显得如此短暂,车轮与钢轨间轻轻的咯噔声,似乎就是我们心灵契合的絮语。
  一颗伤痛无告的心灵,一个悲苦无依的灵魂,就这样在这个冷漠坚硬的世上碎着、醒着,醒着、碎着。哪怕稍稍让心结一个薄薄的壳,也能减轻些许的苦痛罢?虽然比寒风冷得多的是们的心,虽然他清醒地知道自己,“只是那些不公正的年代里,一个无足轻重的牺牲品”,可是这个苦人,却愈加地让心肠柔软起来,哪怕被逼疯了,还是让这副柔软的心肠善待着这个冰凉的世间。于是,这心底的创伤与痛楚,也就越发的深切了。
  有雨从车窗上急速地流下,可是诗中涟涟的泪水,打湿了这个闷热的夏夜?他说眼泪是他是最贴心的爱人,他说自己的诗句尽是伤感的泪水串成。在他的眼里,枯枝上的露水,会“像眼泪一样晶莹”,酒杯里满斟着“苦涩的眼泪”,黎明时分的草儿,会“带着夜间痉的泪痕”,就连恋人也是一片“被泪水打湿的树叶”。总也流不完的眼泪,是从他开始写诗的当儿就汩汩地涌流不止了。写于1967年的《鱼儿三部曲》中,那群为了争取“自由的呼吸”权力,而在冷漠的冰层下反抗、追寻至死的鱼群,满眼都是“痛苦和欢欣的眼泪”。当无边的冰层与狰狞的网绳堵塞了鱼儿的所有生途的时候,绝望的鱼儿,仍然是含着眼泪发问:春天在哪儿啊?反抗的鱼儿死了,死在蛮横的冰封之下。死亡,在诗人这里似乎不是终结而是一个开始——那束冬日里最后一抹淡淡的阳光,也忍不住“含泪”抚摸着鱼儿带血的双鳍;黑夜里悬垂的星斗,也像晶莹的“眼泪”,表达着真挚的友情;还有无风自落的新春的绿叶、“泪滴”一样的细雨和流着“眼泪”的水蟒,  都向死在争取自由与光明路上的鱼儿,表达着深长的同情与敬意。
  他让我想起一种鸟。这种鸟,从它独立飞翔的那一刻起,就在寻找荆棘树,一切的坎坷都无法阻止它的寻找。一旦找到,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身体,整个儿扎进荆棘树上那根最长、最尖、最硬的刺上。深深地扎进去,便和着渗出的血,在荒蛮的荆棘丛中孤独地纵情啼唱。这是连石头也会运容的至情至性之歌,与此相较,鸣唱大师云雀和夜莺都会黯然失色。这种鸟叫荆棘鸟。
  路生不也是一只荆棘鸟吗?他是在荆棘丛生的地方歌唱,他是在将最长、最尖、最硬的苦难之刺深深地扎进胸膛时的歌唱,他的诗歌,也便不能不是和着血泪的歌唱。
  七十年代初,诗人精神分裂。八十年代中期,病情继续加重。1989年2月,疼爱他并照料他按时吃药的母亲时维元病逝,极度忧伤的郭路生陷入绝境,不得不住进精神病院,并且一住就是12年。惟一幸运的是,那把将他与世隔绝的铁锁,并不能彻底将他的思想与情感窒息。
  是谁拯救了他?是诗吧。诗是他的自由王国,在这里,一切的苦难都可以得到平复,包括被重压压得四分五裂的精神。为了获得丁点儿独自思索的机会,他会拖长蹲马桶的时间。但是不行,总会有病友蹲在他的跟前,面对面,等待他吸过的烟蒂。是他主动承当起了全病区病人的义务洗碗工,为的就是能够在餐厅里独自呆上一些时间,读书,写诗,吸烟,遐想。没有热水,为了洗碗,哪年冬天路生的双手不布满裂开的口子?不光洗碗,还要连带着擦拭餐厅与楼梯。三伏天里,哪回擦拭不是汗如雨下、滴湿了餐厅与楼梯?但是路生干得尽心尽力,因为干完了活,就会有一会儿独自享用的时间在等他。
  拯救他的,也许还有他那已经去世的妈妈。是妈妈在行军的路上生下了他,使他有了“路生”的名字。甚至那块妈妈用几十块布头缝制的尿垫,还会常常出现在他遐想的溪流中。只是吃药时分,再也看不到妈妈那双拿药的温暖的手和期待的眼神。看不见妈妈,却依然能够听到妈妈那不逝的声音。“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早在儿时,妈妈就通过吟咏,将诗歌的因子殖入在儿子的心间。“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天者,曷其有极……”,早在少年时代,是妈妈常常吟唱的韩愈《祭十二郎文》,将一种人间的真情,播种在儿子的心田。如今,儿子疯了。儿子疯了吗?有妈妈的爱在心中藏着,儿子即使疯了也不会沉沦。听啊妈妈,儿子在为你一遍遍地歌唱:“妈妈,你的慈祥/是儿心上的太阳……”
  当我回到山东,是那样的放心不下。于是就邀他回家。他是多么地兴奋啊,我能感到,电话那头,他似乎都跳了起来。他终于在离家三十多年之后,重又回到老家来,回到入伍之地山东济宁,回到儿时生长之地济宁市鱼台县程庄寨村。照料并陪伴他一起来的,是心肠与他一样柔软的诗人林莽和作家刘福春。
一条草绿的军裤皱着,右裤腿还卷在脚脖上,胡子零乱,光着的头上已经长出了寸长的白发黑发,一副潦倒的样子。但是乡亲们却是那样隆重地迎接他,那样深情地拥抱他。刚下车,他那在精神病院摔伤过的腿就一下摔跪在地上。我们拉他扶他,他说就让我向乡亲父老跪拜一次吧。
  虽然家乡大学的师生们,流着泪朗诵他的诗歌,虽然程庄寨全村的人围拥着他,让舒心的乡音淹没着他——可是终归得走哇,来就意味着走。路生,还记得分别前的那个夜晚吗?欠在济宁市老远河边上的一个地摊上吃饭,吃济宁的名吃甏肉干饭,就着玉堂酱菜喝孔府宴酒。知道你病着,不喝酒,谁也不劝酒,你却喝了一杯又一杯。知道你病着,要按时吃药、按时作息,几次催他回宾馆就寝。可是你就是不走,怎么不舍得离开那张地桌和桌前的马扎。12点了,劝你,你不走。已是夜里两点了,劝你,你还是不走。你说:“这饭多好吃呀,这酒多好喝呀,这话多好听呀!”还有一句话,你没有说出口,那就是:回去了,又得回到锁着铁锁精神病院里。
  终天还是得走,重新走入精神病院里。从此,那个运河岸边的地摊,地摊上恋恋不舍的路生,便铜雕一样地突兀在我的记忆里。从此,我便默默地关注着这个“历尽磨难,写那些苦难诗篇”的人(食指诗《当你老了》)。
  零星地看到他的诗,就会读了又读,几天里都会让莫名的高兴与激动驾着心性:那个擦地洗碗的路生还好着。
陆续地,又看到了《华人文化世界》上,以“一代诗魂郭路生”为题的大型报道。看到了他获得了1998年惟一的交友文学奖,获奖辞:“他在他的时代里,独立承担了一位大诗人所应承担的。”看到了他于2001年4月28日,与已故诗人海子同获第二届人民文学奖。紧接着,5月25日,又看到了《南方周末》上《食指:将痛苦变成诗篇》的长篇报道,当然也知道他于2002年的5月,与一位叫翟寒乐的女性结婚……
  让我猝不及料的,是在他上次回家来十年之后,我突然接到了济南朋友的电话,说食指马上就到济宁!
我到天德饭店去等他,他却已经等在了大厅里:竟然这样精神,比十年前还显得年轻!清清爽爽的衣着,清清爽爽的神情,白地蓝条的衬衣一尘不染,胡子刚刚刮过,还留起了头发,曾经蓄满着忧郁与惊恐的眸子,也新生了从容与安祥。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个苦人,一定是获得了爱情。肯定是那个叫翟寒乐的女子,改变了路生。
刚进房间,他就指着一位白净干练的女性介绍:老伴寒乐。“老伴寒乐”,这是将余生全部托付的称谓了。坐下,才聊了一会,路生就忍不住要求:“木生,我给你朗诵一首诗吧?”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在中国诗人里,路生也许是惟一一个能够全部背诵自己诗歌的人,哪怕是长诗、甚至是几十年前写就的长诗,他都可以一字不落、一字不错地随时背诵。而且他的略微沙哑又满含磁性的声音,将轻重缓急搭配得如同河流的自然流动般跌宕起伏,从而让人与诗(诵者与诗、听者与诗),相融而成为一种新的生命。这不仅赖于超强的记忆,更赖于他是在把诗歌的创造当作生命的惟一。
  于是,这个小小的、静静的房间,便在他的诵读声里,成为江河蜿蜒的大地:“冬日的阳光——给寒乐:你是否感受到了冬日的阳光/我可早已嗅到了她的芬芳……”这个独自苦寒了大半辈子的人,这个流放自己也被情感流放的人,就这样用整个生命嗅到了冬日阳光的芬芳,在经烘晒变暖的新鲜空气里,在吸足了阳光后略带糊香的衣被上。不仅嗅到了冬阳的芬芳,还看懂了被人忽略的冬阳那特别美丽的颜色,“浅浅白白地加上稍许的鹅黄”。因为这个芬芳的、浅白中略带鹅黄的冬日的阳光,是这个哈气成冰的隆冬里惟一的暖色,也就成了人世间惟一的祈盼与希望。这样暖暖的冬日的阳光,却又总是“淡淡的”,有着不躁动也不张狂的性格。更何况,她还“已经悄悄地退出了朝南的门窗”,这冬日的阳光,也就越发地珍贵了。当他那独特的、略带沙哑饱含磁性的声音,诵读出“可得好好珍惜这暖暖的冬阳”时,我听到了江河向大地的绵绵地滔滔地倾诉。
  第二天上午的诗歌朗诵会上,路生当着数千名家乡的师生,又一次朗诵《冬日的阳光——给寒乐》。午饭时,路生站起身,请求再一次朗诵《冬日的阳光——给寒乐》。声音不大,喧哗的餐厅却一下安静下来。
这首诗,初稿于2002年、定稿于2003年2月2日。我不知道路生已经朗读过多少遍,也不知道翟寒乐已经听了多少遍。可是饭桌旁,朗读的路生,眼睛潮润着,而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寒乐,噙着的泪水就在眶中晃着。
我不知道初稿写于2002年的哪月哪天。就是这一年的3月21日,翟寒乐来到精神病院,牵住路生的手说:“咱们出院,走,跟我走。”两年月后,他们正式结婚。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翟寒乐就开始注意到了这个笔名叫食指的苦人。他的诗打动了她,他的好打动了她,他的苦难和他苦难时的挣扎与抗争更打动了她。她不断地到精神病院来看望路生,给他带来食品、水果、烟和书籍,当然也带来女性的温暖、体贴和爱。其实寒乐也是个苦人,15岁只身从河南来北京当兵,转业、工作,成家、离异,备尝了生活的艰难与坎壈。但是这个难着也苦着的女子,却把手伸给无依无助的路生,说:“咱们出院,走,跟我走。”
  路生的眼还潮着,寒乐的泪还噙着,望着他们,我在心里说:“谢谢啊嫂子,你就是俺济宁的媳妇了。”
  匆匆地,他们来了又走了。分别的时候,我握住路生的手,说:“我一定要去北京看看你们的家。”
今年6月28日,还是一个炎热的日子,我又去北京看望我的乡亲路生哥。知道我已在北京西站,电话那头的路生便一遍遍地嘱咐开了:“坐特6,到北农大,转512路,到上庄乡下车。记住,先乘特6,到北农大上了512路车就往我家打个电话,我去上庄站等你。”
  想不到这样远。不到10点出门,到达上庄已是下午1点半了。闷热,无风,毒毒的太阳下,路生就坐在路旁的石头上等,手里端着一个满是茶锈的水杯。他们的家就在一块庄稼地头的一号楼的五楼上,打开门,家的味道扑面而来。各种书刊,随意地放在沙发上、桌子上、床头上;茶几上有一小筐他们都爱吃的蒜头;小小的阳台上挤满了葱茏的绿色;门厅正中、沙发的上方,是韩美林浓墨写就的“万千潇洒”的横幅。
这就是他们自己的家,远远地藏在北京西北郊的一片庄稼地头。
  寒乐上班去了,我们哥俩便都脱去上衣光起膀子。我真是饿坏了,一会儿工夫便就着大蒜吃完了五个肉馅大包子,喝光了一小盆大米稀饭。
  他们相中这个地方,不仅因为房子便宜(每平方才两千多元),还因为远离北京,可以摒除无谓的“热闹”与应酬,能够安静地创作与生活。虽然这套八十多平米的住房没有产权,只能住五十年,但是在路生眼里,却是比天堂还要珍贵。两个人的月收入加起来也就是两千多元,当然买不起高档家具,也无法进行豪华装修。路生回忆说,为了省钱,他们在大冷的天一起坐农用车进城挑选装修的材料,从一块板条到一颗钉子,都是两个人反复掂量后选下的。路生打量着自己的家,感慨道:“一趟又一趟,多亏了寒乐,也真是苦了寒乐,多冷的天啊,又那么远,来回一趟光是花在路上的时间就有四五个小时。”
  虽然风扇吹着,知了的歌唱还是从窗外透了进来,我忍不住说:“真静啊。”“我就喜欢这个安静,前些日子中央电视台要来采访,被我们拒绝了”,路生说。他们不光是怕被打扰,还怕因此打扰了四邻。楼梯间和楼前的公共卫生,路生总是主动打扫。不用自己付费的楼间灯,他也会半夜里起来关上。寒乐曾说:乘公交车,路生总要让座,我怕他的伤腿受不了,就得随时准备抢着让座。寒乐还说,路生尤其对弱势群体体贴有加,蹬三轮的,收废品的,他都会对其格外地关心。看到卖菜大姐的孩子冻红了手,他就会忍不住上前问候。就为了差了卖菜大姐一毛钱,耽误了吃饭也要送去。寒乐嗔怪地说:“我劝他下次卖菜补上,就是不听,说人家卖个菜多不容易。”
  三个多小时过得飞快。路生到底还是忍不住说:“木生,我给你朗诵一首写好后还没有发表过的诗吧,题目是《家——五十多岁才有的家》。”世界仿佛已不存在,只有他那独特的声音,在敲击着心灵之钟:“雪夜归来,开了门,家中暖融融/拉开灯,光线很柔和,心头一明/拍打去身上的积雪,脱掉外衣裤/感到外衣罩裤上空气很重//……水烧开了,老伴为我沏好茶/我专注着茶叶在杯中起伏飘零/心随茶叶一片一片地沉下去/房间内还有钟表嗒嗒的响声//多好的心灵滋养和体力康复/我深感到劳累后彻底地放松/掐灭烫人的烟头,喝上一口茶/从里到外,透着自在从容……”
  告别的时候,已是夕阳西下。路生拖着微瘸的腿,送了再送,一直送到512公交车的站牌下。公交车开动了走远了,我还看见他微驼着背在夕阳里站着。
  又是返鲁的火车上,还是读者郭路生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名诗人选集·食指》。我又听到了他在精神病院里愤怒的呼号:“天啊!为何一年又一年地/让我在疯人院消磨时光?”(《在精神病院》)“我还如一条疯狗!/狗急它能跳出墙院,/而我只能默默地忍受,/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疯狗》)就为了挣脱这条无形的锁链,他甚至盼望着成为一条疯狗。但是他分明清楚,自己的根子在底层民众之中,“还我本色,做一个草民书生”!(《人生舞台之四》)也许就是这些生生不息的民众和民众的苦难,使他顽强地活着,并且死死抱定一个不死的信念: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但是翟寒乐来了。我们的路生终天唱出了这样的诗句:“……五十多岁了到五十多岁/才发觉生活这样美好……”(《五十多岁了》)这个叫寒乐的女子,当然不是“学雷锋”,也是为了心上的那份爱情,为了自己的后半生,能一个生死相依、苦乐与共的伴,当然还有心上的那份相融相容。但是,她的找到路生,伸过温暖的手牵起路生,不也是缘自心上的那泓柔软与慈爱吗?自私的我们和我们冷漠的社会,不是应当向这个普通的女子学习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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