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走进天安门是中华民族之幸(2)

来源:孔孟之乡 作者:罗竖一 人气: 发布时间:2011-02-09
摘要:[NextPage] “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又说“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 至于“五常”之说,则是董仲舒在面对汉武帝的一次策问中提出来的。其服务对象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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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又说“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
  至于“五常”之说,则是董仲舒在面对汉武帝的一次策问中提出来的。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维护大一统政治局面。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王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外,延及群生也”。
  由上述可见,“三纲”是用以约束臣民,而“五常”则延及范围包括君主,以礼区分社会等级的尊卑制度和行为标准,而“仁、义、礼、智、信”则是整个社会的伦理本位和道德价值标准,其中君主的表率作用也不乏其中。
  简而言之,董仲舒心目中的“三纲五常”,其实是既要规范君王之言行,又要规范臣民之作为。
  另外,《汉书·董仲舒传》中记载:“夫仁人者,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春秋繁露》有云:“利者、盗之本也”。 “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
  由此可见,大学者董仲舒是以重道义,轻功利的思想来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统治者讲求仁政,而对百姓施以德教、礼教,淡化功利之心。
  还有,董仲舒确实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独尊儒术(此处所谓之儒术,其实已经杂家之交合),罢黜百家”。
  然而包括汉代在内的后世政权,事实上普遍也推崇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譬如汉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尤其值得一体的是,佛家也是在汉代正式进了中华文化圈,而成为显学。
  换言之,“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只是一种说辞而已,或者说事实上并未通行多久,即“独尊儒术”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指出:“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于天子,子受命于父,君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
  基于这种思想,包括西汉在内的后世王朝立法过程中,很多汉律的条文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根源,也使“三纲”除了作为一种不具有强制性的道德规范外,更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规范——法律,从而个人、家庭、社会与政治统治从行为规范到法律制度形成了内在的统一。
  但是“天子受命于天”,跟后备受世人斥责的“君权神授”是一码事吗?
  按照可靠史料的记载,“君权神授”系西方人的一种理念,即西方人曾经认为君主的权力是神授予的,譬如说上帝赋予了某人君权。
  然而,董仲舒所著之《春秋繁露》一书中明确记载的是:“天子受命于天”,而没有说是“神”。
  那么“神”和“天”有无区别,有何区别呢?
  正解应该是这样的:
  “神”指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主宰者。譬如天主教的“上帝”,譬如道教的“玉皇大帝”。
  在中华文化中,“天”其实常常是拟人化的,譬如我们常常会说“老天爷”,即把老天视为爷爷一样的人。另外,在中华传统哲学体系中,“天”指的往往其实是规律,是道,且与“道”时常连用。譬如《道德经》有云:“天之道,利而不害”,意即老天顺应自然规律养育了万物而不生加害之心。”
  换言之,董仲舒其实在提出“天子受命于天”之理论时,已经包含了一种告诫:希望统治者能够像“天”一样地滋润民众,而不要无道——有害于民众,不然“天”就会受命于跟其具有一样品德的“利而不害”之人,即需要改朝换代了。
  然而,悲哀的是,后世之人却因为诸多因素,误解或者曲解了“天子受命于天”,甚至将西方人的“君权神授”之理念强行加于董仲舒头上。

  前述可见,后人断章取义,或者误解,或者曲解“三纲五常”之本意,并天才般地夸大“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社会、历史之负面影响,而有意无意地将“君权神授”与“天子受命于天”混为一谈,且肆意把一盘盘脏水泼向了孔子、泼向了董仲舒,甚至泼向了滋养我们中华民族长达万年的中华文明、中华文化。
  另外,笔者于此稍微补充:中华主流思想是沿着中华文化之根的解释宇宙万物之规律的易学发展而来,而非沿着以神话传说为基因的昆仑文化演变而成的。
  前述可见,有关孔子的所谓“罪状”,或为后人强加之果,或为牵强附会,或为任意曲解。
  尽管前文中已就有关问题间接地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解答,而欲得以完全解答,并知晓孔子及其学说等的真实“全貌”,还需展开来谈。可篇幅所限,故笔者只能概而言之。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祖上系周朝宋国王室。大约在公元前1063年,周公以成王之命封忠正的微子于商发祥地宋,即今河南商丘一带。微子以贤能为政,深受殷民爱戴。微子去世后,其弟微仲即位,是为孔子先祖。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曾担任宋国大司马,后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孔父嘉之后其子孙开始以孔为氏,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有名的勇士。
  孔子3岁时,父亲叔梁纥病逝。此后,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17岁时,孔母颜徵在也去世了。
  此时孔子可谓“贫贱”到极点了。然其始终“志于学”,终成一代大家。可面对当时鲁国君臣权斗的异常之政治氛围,孔子实在难以推行其包含“惠民”、“选贤与能”等思想在内的仁政、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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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毅然选择了兴办“私学”,广播思想种子的教育之路。换句话说,孔子将自己的推行“仁政”以爱民、惠民之理想寄托于学生、寄托于后世。
  可其时“学在官府”,即学术和教育等资源基本被官府垄断,基本为贵族子弟独享,一般民众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其中接受教育。
  但孔子所兴办的私学,不仅收诸如颜渊这样的“国人”(住在都城之内的平民)和子路这样的“野人”(居住在郊外的人)为学生,而且孔子还一视同仁地接纳南宫敬叔、孟懿子和孟武伯等出身贵族的官员做弟子。另外,孔子也容许子贡这样的富商走进学堂。换言之,孔子是面向全社会招生,不论求学者的出身,只要好学者皆可为其弟子,即“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
  接受教育的问题,这在近现代、当代很多国人的心目中根本不算什么问题,然在2000多年前的孔子时代,那可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那时并不是谁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力。
  但在以孔子为代表的敢吃螃蟹的随时可招来杀身之祸的为数罕见之先哲们的努力下,终于打破了“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垄断之畸形社会生态,让无数平民(国人和野人等)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当时和后世接受了“平民教育”的无数华夏子孙中的不少人恐怕就是我们这些近现代、当代人的祖先。
  直至当代,很多国家都把保障“教育”权利的相关条款实现写进了宪法。因为教育问题关系重大,而如果没有法律作为保障,有些人接受教育的权利可能就会被剥夺。
  至于教育的作用和意义,笔者就不赘言了,因为相信任何一个接收过教育而思想比较成熟的人,都会明白教育对一个人,对一个家庭,对一个社会,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乃至对人类的作用和意义究竟有多么大。
  那么作为一代教育大家,孔子给学生们教授的内容包括哪些呢?孔子是怎样教育学生的呢?他又教育出多少学生呢?孔子为社会教育出了多少栋梁之才呢?
  据《史记•孔子世家》等有关史料记载,孔子有弟子3000多人,身通“六艺”者70多人。所谓“六艺”,是指礼、乐、射、御、术、术。译成白话文,就是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技能的提升。
  在教学中,孔子依据学生自身条件的不同,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并特意引导个性相异的学生朝着良性方向发展,即“因材施教”(《论语•为政》中体现了此思想)。换言之,孔子按照学生不同的品行和专长等,曾把学生分为“四科”,即“德行”(代表人物为颜渊和闵子骞)、“政事”( 代表人物为冉有和子路)、“言语”( 代表人物为子贡和宰我)、“文学”(代表人物为子游和子夏)。也就是说,孔子既重视学生素质和技能等的全面提升,又重点培养专门人才、特长人才(譬如子贡就是名副其实的外交家)。这事实上跟当代所倡导的素质教育、专业教育和特长教育等就其本质毫无二致。
  正因如此,所以在中华大地上才会出现“孔门十哲”(子渊、子骞、伯牛、仲弓、子有、子贡、子路、子我、子游、子夏),才会出现孔门3000弟子和72贤人,而其门下弟子及其儒家学派才会对2500多年的中国社会,乃至日本、韩国等外国社会产生影响的深远。于是,才会出现“万世师表”、“大成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之类的尊号或封号,而孔子直系后裔才会被封为“衍圣公”(民国时改称“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尽管这些封号无不包含浓厚的政治色彩。
  众所周知,我们大家津津乐道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后人谓之为“寓教于乐”、“快乐学习法”)、“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即今人所言之“学思结合法”)、 “温故而知新”、“仁者爱人”、“节用而爱人”、“见贤思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小不忍则乱大谋”、“发愤忘食:、 “夫子温良恭俭让”、“吾日三省吾身”、“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礼之用,和为贵”、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和“举一反三”等等的话语,其实都是孔子或其弟子的思想、智慧。
  这些思想,这些智慧,在后世,在我们无数人的心目中都觉得非常不错,但为何不少国人明知,却还会鞭挞,甚者否定而谩骂孔子呢?——是不知道这些思想、这些智慧都来自于孔子,来自于其门人,来自于其儒家学派吗?抑或另有原因呢?
  换而言之,2500多年来,我们的先祖,包括我们自己,都是在孔子所倡导的“有教无类”之甘露滋润下成长起来的。众多国人还是在孔子所倡导而生发出来的“私塾”(著名的“三味书屋”即是鲁迅先生幼时就读的私塾)中奠定了进一步接受教育的基石。
  但近百年来,尤其是近些年来,每每提及孔子,总会有包括某些时代精英在内的众多国人予以否定,乃至辱骂孔子,更有甚者会转而攻击敬重孔子、好学儒家和好学中华传统文化者。就像母亲用甘甜的乳汁抚育我们成长,而到头来我们却对母亲妄加指责,甚者对规劝其应该孝敬母亲之人予以鞭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群体逻辑、社会心态呢?
  试想:如果没有孔子这些先哲身体力行地倡导“有教无类”,那么我们的先祖有多少都不能接受文化教育呢?会有多少中华儿女生活在无知无能的世界呢?
  试问:假如世界上不存在“有教无类”的教育,那我们有多少人能无师自通,而用先哲留给我们的汉字,留给我们的中华智慧基因,留给启迪我们茁壮成长的思想宝典而肆意攻击一代教育大家孔子,以及否定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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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世人日常所谓的孔子之教育了束缚学生的个性,不利于思想解放,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等有关的说辞,其实都是毫无历史事实之依据的想当然,甚者是别有用心。
  另外,按照说文解字,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也是人所需要的:左边一个“人”子字,右边一个“需”字,合二为一,难道不是“人需”之“儒”吗?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学派众多,但古人为何惟独把孔子所创立之学说定义为“儒”学,难道不值得我们这些后人深思吗?
  孔子之道,简而言之,其核心思想就是“仁”、“礼”与“和”等。具体而言就是“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等。譬如要孝敬父母长辈,做人要讲求信义,对人要忠诚,为人胸怀要宽大,处事要把握和为贵的原则,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宁可受穷也不能放弃道义等等。换言之,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是希望世人应该拥有一种什么样的人类伦理道德,即道德规范。
  综上所述,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孔子为天下苍生四处奔波

  孔子在兴办“私学”,大力教育弟子期间,也在鲁国做过官,甚至 “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曾经努力推行其“仁政”以“惠民”,并通过外交手段,逼迫齐国将在战争中侵略鲁国的大片领地还给了鲁国,且尽力“堕三都”——以“正位”——让总经理(鲁国 “三桓”)不再越权而代替董事长(鲁国国君)做主。
  但身处鲁国宦海的孔子,终未能将其所崇尚“惠民”、“利国”之“仁政”推行成功。
  孔子没有因此而气馁,依然“知其不可而为之”地选择了奔走于列国以寻求能大力推行其“仁政”理想之国度的荆棘之途。
  从小饱含饥寒,深知民间疾苦的孔子带领着众弟子,在长达14年的长途跋涉之苦苦寻觅中,曾经先后到过卫、宋、曹、郑、陈、蔡和楚等诸侯国。
  由于当时的诸侯国之决策者基本都热恋战火,或者只求自保而不思进取,所以结果孔子所主张的“仁政”照旧缺乏施展的政治空间。
  非常欣賞而意欲重用孔子之楚昭王的离世,终于熄灭了孔子的政治抱负之火,而加之年迈体弱,且鲁国又盛情邀请他返国,于是孔子最终又回到了生养他的故国——鲁国。
  尽管孔子失意而归,但与众弟子周游列国多年,难道不是去寻求一种善于纳谏而富有民主气息的国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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