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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与二程的学术交往

发布时间:  作者:方光华

张载

  关学和洛学是理学创立时期的两大重要学派。作为关学和洛学创始人的张载与二程,在各自思想体系形成过程中,有过四次重要的学术交流。

  讨论《易》学

  第一次交流发生在宋仁宗嘉祐初年(1056年末1057年初)。当时正值大考,张载与二程都来到京师。二程拜访在相国寺讲《周易》的张载,一起讨论易学。《宋史·张载传》称“(张载)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与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撤坐辍讲”。《程氏外书》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张载与二程都认为《周易》很重要,但张载早年释易没有完全抛弃象数,而二程却主张义理解《易》。程颐曾说:“《易》有百余家,难为偏观。如素未读,不晓文义,且须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得文义,且要熟读,然后却有用心处。”而且二程提出释《易》要依据《论语》《孟子》:“于《语》《孟》二书,知其要约所在,则可以观五经矣。”(《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论书篇》)甚至认为懂得了《论语》《孟子》中的“义理”,“六经”也就通了。

  由于没有具体讨论内容的直接记载,只能通过张载早期作品《横渠易说》去推测此次讨论的内容,应该是围绕解释《周易》而展开的。

  张载年龄比二程要大一些,这次讨论时二程思想却显得比张载纯粹。张载在这次讨论中受到了巨大的触动,更加坚定了他由经求道的信念,扬弃了对象数学的兴趣,并确立了解《易》的参照。张载学生吕大临在《横渠先生行状》中叙说其师的思想发展,有与二程论《易》后“尽弃其学而学焉”的说法,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张载思想所受的触动。但并不能说明二程对《周易》的理解已经完全超过了张载。程颐并不认可吕大临的说法,他说:“表叔(张载)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程氏外书》卷十一)并要求吕大临将《横渠先生行状》中“尽弃其学而学焉”之类的话删去。

  探讨儒学境界

  第二次交流发生在嘉祐三年。嘉祐二年张载中进士第后,被任命为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后调丹州云岩(今陕西宜川)任县令。嘉祐三年程颢请调京兆府鄠县(今长安户县)主簿。张载与程颢书信往来讨论“定性”问题。张载的信已不可考,程颢的信参见《程氏文集》卷二。从程颢的回信来看,这次讨论的主题是儒学境界是什么。张载与二程都认为儒家自有其境界,但对这个境界会是怎样,程颢的看法与张载不同。张载认为这个境界应该主要表现在能准确把握事物的尺度,找到处理事物矛盾最恰当的方式。程颢认为这个境界主要表现为心中自有主宰,即心能定;但定并不是静止不动,而是“动亦定,静亦定”,即与外物保持接触但又不被外物所累。

  因为对儒家境界的认识有别,两人对《周易》的一些解释就出现了差异。如关于《周易》艮卦的理解,张载认为《易》以艮为止,“大抵止乃有光明,艮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其道光明;形则著,著则明,必能止则有光明’”。而程颢认为“《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艮是说心中有主,无内外之分。此外,两者对“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的解释也有差异。张载认为这是因为没有正道处之,有失中之忧,如果“撰次豫备乃择义之精,若是则何患乎物至事来!”程颢认为这是“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

  张载的观点对二程可能有一定的影响,程颐之后将定与止的关系作了如下区别:“释氏多言定,圣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须道是好;物之恶,须道是恶。物自好恶,关我这里甚事?若说道我只是定,更无所为,然物好恶,亦自在里。故圣人只言止。所谓止,如人君止于仁,人臣止于敬之类。”

  虚空即气

  第三次交流发生王安石变法期间。熙宁二年(1069),在吕公著的举荐下,张载被召入朝,有机会与程颢在京师再次会面并论学。据程颐所言“况十八叔、大哥皆在京师,相见且请熟议,异日当请闻之”。十八叔指张戬,大哥指程颢,可知张载、张戬、程颢都在京师,并且三人对道学中的一些问题有所讨论,但却有“议而未合”之处。程颐当时不在京师,随父在汉州(今四川广汉),于是张载写信给程颐继续论学。程颐作了《答书》,因意犹未尽,又作了《再答》。

  从《答书》和《再答》来看,这次讨论的主要话题是虚空即气。“虚无即气则虚无”是张载提出的一个命题。张载用“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来形容“太虚(虚空)即气”,批评“有有无之分”的诸子之说,有很强的针对性。但程颐说:“此语未能无过。”原因是二程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则乃以器言而非道也”。这就是说,张载将“一阴一阳”理解为道,而道就是气的运动变化;程颐将“一阴一阳”理解为气,支配“一阴一阳”的才是道。

  修养功夫

  第四次交流发生在熙宁十年。张载由吕大防举荐再次入京,不久“引疾而归”,路过洛阳时与二程讨论哲学与时政。这次谈话由张载弟子记录为《洛阳议论》。这次讨论的是对“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理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易传·说卦》中一个重要命题。“二程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只穷理便是至于命。子厚谓失于太快,此义尽有次序。须是穷理,便能尽得己之性,则推类又尽人之性;既尽得人之性,须是并万物之性一齐尽得,如此然后至于天道也。其间煞有事,岂有当下理会了?学者须是穷理为先,如此则方有学。今言知命与至于命,尽有远近,岂可以知便谓之至也。”张载通过注解《论语》的“三十而立”章对“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有所分疏。他说:“三十器于礼,非强立之谓也。四十精义致用,时措而不疑。五十穷理尽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谓之至,故曰知。六十尽人物之性,声入心通。七十与天同德,不思不勉,从容中道。”张载强调为学工夫的阶段性,既注重外在的穷理又重视内在的尽性。

  而二程对“三十而立”章的解释是:“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明善之彻矣。圣人不言诚之一节者,言不惑则自诚矣。五十而知天命,思而知之也。六十而耳顺,耳者在人之最末者也。至耳而顺,则是不思而得也,然犹滞于迹焉。至于七十从心所欲不蹄矩,则圣人之道终矣。此教之序也。”二程的阐释是从四十开始,认为四十的时候彻底明了善的根源,五十的时候通过自思反省而知道天命,六十的时候达到不思而得的境界,七十的时候一切可以随顺自然。也就是说,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了解。

  关学和洛学的关系

  从张载与二程的四次学术交往来看:第一次讨论的主题是应该怎样解释《周易》。第二次讨论的主题是儒学境界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张载认为这个境界主要表现在能准确把握事物的尺度,找到处理事物矛盾最恰当的方式,从而实现心灵的自由;而程颢认为这个境界主要表现为心中自有主宰,即心能定,与外物保持接触但又不被外物所累。第三次讨论的主要话题是虚空即气。张载通过长期的《易》学研究提炼出虚无即气的命题,主要是为了彻底批评佛教的世界观,从根本上确立儒学的理论依据,而程颐并未理解张载的良苦用心。第四次讨论的主题是对“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理解。张载强调为学工夫的阶段性,既注重外在的穷理,又重视内在的尽性,二程则认为不需要那么多的曲折。

  对关学和洛学二者的关系最早进行评说的是二程弟子,他们主张“关学出于洛学”。朱熹虽肯定“横渠之学,实亦自成一家”,但仍认为“其源则自二先生发之耳”。历史学家侯外庐在其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提出,关学是洛学的分支这种说法和历史实际不尽符合。后来又在其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中进一步称,很难看出张载对二程的因袭之处,相反,“二程从张载那里吸取了不少东西”,“张载提出的一些命题,经二程的扩充、发展,成为理学思想体系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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