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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儒家与经济自由
关键字:儒家,经济,自由
作者:盛洪    文章来源:孔孟之乡    点击数:2149    更新时间:2015-12-2

  “天何言哉”和“惠而不费”

  儒家的一个基本哲学精神是什么?

  儒家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传统,最可贵的是,对格物致知的有限性有深入理解,对非经验部分非常谨慎,保持敬畏。这导致了一种自然秩序哲学。

  《论语》记载:“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以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段对话非常精彩,自然秩序就在那里,遵从它就够了。这包含着儒家社会治理的基本思想,与经济学的基本精神一致。本文侧重讲经济自由与经济制度。

  由于儒家有这种自然秩序哲学的取向,必然导致经济自由制度的取向。这种自然秩序的原则用到社会中,其倾向就是让社会自己运转,尽量不要干预。

  孔子主张政府惠而不费。 “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老百姓认为什么有利就让他们去做,这不就是惠而不费了吗?老百姓认为市场有利,就去交易,进行平等谈判,自愿达成契约,不要去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收益大,成本低。在儒家学说主导的两千多年,这是基本原则。

  多年前我很奇怪,儒家怎么会有经济自由主义?后来看了侯家驹先生《先秦儒家的自由经济思想》一书,又读了儒家原典,就知道儒家主流就是主张经济自由的。

  轻徭薄赋,尧舜之道

  老百姓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就像斯密所讲的看不见的手那样,整个社会繁荣起来。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费用,而是说费用很少。它导致轻徭薄赋和小政府。

  轻徭薄赋是儒家一贯的主张,反对加税。孔子的学生冉求在鲁国帮助季康子聚敛税赋,孔子说,冉求哪里还是我的学生,对他要“鸣鼓而攻之”。

  孟子讲过“百里可王”。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就可以做王了。轻徭薄赋会激励生产,老百姓能获得所创造财富的较大比例,人们会从四面八方归往过来,这个政治领导人岂不就是王了吗?

  儒家知道,税赋不可少。他们承认有王和国家,承认一套社会制度,这套社会制度要有费用,提出了类似于最佳税率的概念,叫“尧舜之道”。政府要提供公共物品,但花的钱应该恰当,多了少了都不行。

  白圭问孟子:“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税率5%,怎么样?孟子回答说:“子之道,貉道也。”貉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名字,按当时的说法是蛮夷。孟子说“你这是蛮夷的作法。”

  孟子问:“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一个国家很大,只有一个人做陶器等生活用品,行不行?不行,不够用。蛮夷不种五谷,主要是打猎、采集,农业上不发达,“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飱”,这些都是有形的和无形的公共物品,“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5%的税率是合适的。但“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在中国,没有礼乐制度和政府结构不行,所以如果采用5%的税率,太低了,不可以为国。

  孟子接着的一句话很精彩,“欲轻之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尧舜的税赋是多少呢?十税一。按现在经济学的说法是“最佳税率”。著名的拉弗曲线讲,有一个税率能使政府收入最大化,同时社会福利也会最大化。低于最佳税率,就是蛮夷。

  孟子接着说:“欲重之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桀就是夏桀,暴君。如果税赋多于1/10,就是暴君。尧舜之道是最佳的税率。在孟子那个时代,觉得恰当的就是十税一。当然不能太拘泥,不一定是十税一,后来中国的发展也未必如此。如果国家比较大,公共物品就有规模经济性,平均成本就会低,税率就可以更低。比如汉景帝时是三十税一;又比如清代的田赋大约5%。康熙时推行“摊丁入亩”,并承诺“永不加赋”。有一项对清代田赋的研究说,到了清未,实际田赋也只有2~4%。

  不与民争利

  再一个原则是“不与民争利”,在儒家的传统中这是很强的观念。

  《史记》记载,春秋战国有个叫公仪休的人,在鲁国当宰相,当大官后回家,看菜地里种着菜,就把菜拔掉了,看老婆织布,就把织机毁了。为什么?他的道理是,我当了官,政府给我奉禄,就不应做这些事。种菜织布拿到市场上卖,我的东西卖出去了,可能别的老百姓就卖不出去。这就是与民争利。这个故事很有名,“拔葵去织”是一个成语。

  这个原则在后来的多次辩论中都被提出来。比如在汉代《盐铁论》的争论中,在北宋新旧党的争论中,都会提到这个原则。如果有人提设立官营的工业,就会有士大夫站出来说,这不对,是与民争利。

  总体来讲,儒家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取向是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取向。这是一个基本结论。

  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取向,会使一个社会更有效率。里面包含有多层逻辑。第一层逻辑是,如果老百姓之间自由交易,自愿达成契约,这最有效率;如果不是自由自愿的,交易或契约就会缺乏效率。

  新古典经济学讲,自由自愿的交易最有效率。如果不是自由交易,定价就不在均衡点上,交易量也不均衡,不是有过剩就是有短缺。政府制定价格,可能低于均衡价格,但会导致供给减少,需求不能被满足,整个社会就会丢掉这么大一块福利。所以只要是自由交易,会带来财富的增量;整个社会这样的交易越多,效率越高,社会越繁荣。

  更一般地说,这就是一致同意原则。只要一致同意,就会达到更高效率,叫做“同意即最佳”,只要这个交易是双方同意的,就是一个最佳结果,对应的就是帕累托最优。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在这个基础上,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社会就会导向效率更高的结果,比如说,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如果是一个奉行经济自由的社会,它的分工会越来越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计划经济的分工和专业化就很难发展。我的博士论文《分工与交易》就是讲计划经济时期为什么无法推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

  经济自由还导致社会的制度不断演进,变得越来越有效率。比如交易制度演进,一开始是偶然的交换,后来发展出集市交易、定期交易、专业商人、大型百货商场、连锁店和贸易中心,等等。随着交易的进行,有关交易的制度不断演进。金融市场能更容易看到这种制度发展:如金属货币、纸币、股票、存款、贷款、期票、汇票、期货、期权等等。

  简单地讲,经济自由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基础。经济自由主义的表层意思是给个人经济自由,尊重市场,小政府,轻税赋;深层含义就是遵从自然秩序。我们注定不能完全了解这个社会、世界、宇宙;当我们不知道、没把握时,只能对自然秩序保持一种敬畏的态度,尊重、畏惧它就够了,它自然会给我们一个好的结果。自然秩序本身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带来好的结果,这是一种信念,不是人的理性计算所能把握和预料的。经济自由主义更深层次的思想,是一种哲学。

  我比较早地对儒家感兴趣,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理解。我1993年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先秦哲学和现代制度主义”。前些年,我写了一篇短文叫“天何言哉”,用孔子这段话来总结改革的经验,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天何言哉”。不是政府有多伟大,而是我们遵从了这样一种自然秩序,是政府明白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慢慢地从市场领域退出,“不与民争利”所获得的结果。

  总结如下:儒家主张的是遵从自然秩序的原则取向,强调的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强调的是“轻徭薄赋”,强调的是最佳税率,强调的是小政府,也强调“不与民争利”。

  儒家自由经济思想的实施与传播

  儒家的这些主张,在成功的朝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实施。如清代的税赋很低。康熙以后不收人头税,只收田赋,摊丁入亩,大约是5%的税率。一个儒家主导的社会经济秩序,基本上是市场经济和强调轻徭薄赋、小政府的秩序,人们有基本的经济自由。

  当然历史过程中穿插着有暴政,有很多介入和管制。秦就是暴政,税率可能有30%。再比如隋,有那么多公共工程,税率也很高。汉武帝时期,因为任用桑弘羊这些人,搞官工业,各种政府干预,都有问题。

  中国历史以儒家主流为主,但其间有些曲折,宋有王安石变法,是很糟的“变法”,一个很重要的取向是聚敛财政收入。它的结果不好,税率上来了,税收总量并没有上来。儒家旧党反对王安石,认为这样做是不符合儒家原则。

  同时,历史有扰动。宋代海外贸易非常发达,尤其在南宋,被挤压到南方,当时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开辟。宋以后,元明清也有大量海上贸易。主要的货物有瓷器,包括现在大家非常热衷的青花瓷,还有丝绸,茶叶等。但其间有海禁,原因不是因为反对自由贸易,而是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军事原因。比如有海盗。

  儒家的一些思想曾影响欧洲。这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可以证明。我的一篇文章叫“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1993年在《读书》上发表过,有比较完整的叙述。在十六、七世纪,有大量欧洲传教士到了中国,目的是传播基督教,同时了解和学习中国的文化。他们把中国的这些思想传到欧洲,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欧洲当时处于启蒙时代,启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中国的儒家、道家的影响,一部分来自中国的思想资源。

  有一本书叫《中国:欧洲的楷模》,是马弗里特写的,有大量记载。我在芝加哥大学找到过英文版。上部分讲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怎么通过传教士传到欧洲,有很多笔记、信件,在欧洲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影响。下卷是魁奈的一本书,叫《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这本书对中国的思想和制度有一个相对全面的梳理,当时欧洲人很激动,接受了很多这样的思想,其中最突出的内容就是有关自然秩序的哲学,对欧洲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魁奈一直在关注中国,但他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前七章,按照现在的学术道德讲知识产权,很成问题,大量剽窃了一个传教士有关中国的叙述。只有第八章是他自己写的,讲到了中国这套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所以,儒家的这些思想非常实际地影响到了西方知识界和西方经济学的建立。经济学是在实际上实现过中西汇通的学问,不是牵强附会地说这两种文化传统很相似。这是历史,有案可缉,没有猜测成份。当时西方世界称魁奈为西方的孔子,他接受了许多孔子的思想。

  中国的历史,儒家只是断断续续地占主导地位。期间有大量其它思想也在起作用。文景之治是道家思想起主导作用的,汉武帝后,儒家的影响才逐渐大起来。魏晋南北朝到唐朝,宋儒崛起前,佛家思想占优势地位。法家也在不断起作用。

  在汉武帝时期,因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有了一定的国力以后,想去打匈奴,就要聚敛财政收入,桑弘羊要求盐铁专营,办官工业,一套官僚垄断的制度就建立起来。汉昭帝时爆发了盐铁会议的争论。文学贤良们反对桑弘羊这些官僚阶层聚敛更多财政收入用于军事开支的主张。《盐铁论》把这场争论记录了下来,它反映,当面对官僚垄断时,儒家主流精英们会奋起捍卫儒家的基本原则。盐铁会议后,汉朝政府取消了对酒的垄断,也部分取消了盐铁专营。从长期来看,汉以后基本形成了市场经济制度和较低的政府税赋的经济结构。

  所以,不能排除历史上会出现政府干预的事情,但总有争论,通过这些争论,能看到儒家这些原则总是存在。

  浙东学派与儒家主流

  儒家里有一派叫浙东学派,有陈亮、叶适等,强调儒家的功利主义层面。如果义是对的,必然有利;既然正确,就应该有事功。有一本书叫《功利主义儒家》,对此做了专门讨论,作者叫田浩。功利主义儒家不算主流,他们强调义利合一,义利并举。有点像墨子讲的“义者,利也”。一件好事,它必然有利。

  儒家主流也承认利,“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它承认老百姓的利,也承认君王的利。孟子劝梁惠王行仁政,梁惠王说,他不能行仁政,因为“寡人好色”。孟子说,你好色没关系,只要承认老百姓也好色就行。他又说“寡人好货”,孟子说,你好货也没关系,只要承认老百姓也好货,就能行仁政。

  儒家不是禁欲主义,承认欲望,承认功利,但不以功利为最高目标,要超越功利。义利之辩,在义和利之间,更强调义。这是朱熹和陈亮之间的微妙区别。

  朱熹和陈亮辩论,陈亮说:“功到成处,便是有德”。朱熹说,“固是得道义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者”。两者之间区别很微妙,但也很重要。

  陈亮讲的义是形而下的,经验的,是人和人互动形成的均衡。“义者利之和”,有着利益冲突的人之间达成的均衡就是义。在互相冲突的个人之间,找到解决方案,一个均衡点。很了不起,这也是制度经济学强调的好制度的一个特点。

  但是这个“义”跟朱熹所讲的“义”有所不同。朱熹讲的是超越的义,这个义是经验所不能或较少体会到的,必须从整体主义的角度,超越地去体验、发现。

  如果只有经验推导的形而下之义,这个社会不可能整合得很大。没有超越的义,没有宗教性,国家与文明不可能整合得很大,只靠经验是不够的。所以,超越的义有某种性质,会带来一些和利不太相同的结果,但它肯定代表更大人群的更大的利。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朱熹讲得更对。现代经济学发现了市场失灵。再扩大一点说,就是个人主义失灵,仅从个人的成本收益角度去衡量事物,可能会出错。这就是朱熹所说,也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者”。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要有其它方法来补救。或者直接靠道德,或者借助于政府。而政府也可能失灵,人们不可能完全监督政府,所以最终还是要靠道德,也就是靠“义”。

  用简单的数字比喻,陈亮是说,义和利100%一致;朱熹是说,义和利在99%的情况下是一致的,但在1%的情况下是不一致的。这是他俩的区别。这1%就是市场失灵,个人主义失灵。但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是解决那1%的情形。所以我说,朱熹所代表的主流,比陈亮的更接近正确。

  但是,就是这些功利主义的儒家,会在某些时候起积极作用。他们和斯密思想更接近,斯密思想基本上是形而下的。斯密也有义,就是《道德情操论》里的道德,即大家为了自己的利而去达成道德上的均衡,达成一种对道德的遵从。但是它基本上是形而下的道德,是人互相多次博弈形成的一种道德均衡。之所以能形成,是因为人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没有引进“上帝”。

  斯密思想对于欧洲中世纪神权压人权的状态就是一种反抗,这是他的合理性。神权压人权含有某些人的特权在其中,如教会的特权。斯密的自由主义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一是老百姓要理直气壮地争自己的利益,还一个含义就是打破强权集团对利益的垄断。

  浙东学派也这样。改革开放后,为什么浙江发展得比较快?和浙东学派的传统有关。但我要强调,这个社会和世界还有很多东西超过我们的理解,所以我们不能仅遵从经验,也要遵从超越的理解,要逐渐走向儒家主流所主张的义利之辩。第一承认功利,第二淡泊功利,最后是超越功利。这是一种恰当的态度。

  所以通过儒家主流和功利主义儒家的辨析,儒家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浙东学派有着微妙的区别,也和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有微妙的区别。它在强调利和由利驱动的自然秩序时,也强调超越的义。但它不把超越的义太夸张,只是说有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必须考虑到。

  这就是儒家对社会秩序,经济制度、政策的一个基本取向,一个与现代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稍有区别的儒家的经济自由主义。

  作者简历:盛洪,男,一九五四年生于北京。一九八三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一九八六年和一九九〇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相继获得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现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著有《为什么制度重要》(郑州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治大国若烹小鲜》(上海三联书店二〇〇三),《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上海三联书店二〇〇三),《经济学精神》(上海三联书店二〇〇三),《盛洪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分工与交易》(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四),《为万世开太平》(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二),《以善致善》(与蒋庆合著,上海三联书店二〇〇四),《旧邦新命》(与宇燕合著,上海三联书店二〇〇四),与陈郁合作译校《论生产的制度结构》(原著科斯,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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